19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了中国政府派遣的驻日外交官和访日官员外，还有一些民间文人学者，东渡扶桑，漫游瀛岛，与日本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王韬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1879年8月21日，在日本东京的中村楼上，中日文士近百人济济一堂。有人当场酒酣吟诗：
两国相通三千年，文士来游自吾始。
敢云提倡开宗风，结社清华争倒展。
某年日月我去来，大书特书补青史。
这位口气豪迈，要在青史留名的“狂生”，不是别人，正是王韬。
王韬，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淞北逸民等，江苏苏州人。1828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塾师之家。他自幼聪颖，怀有匡时济世之志。17岁中了秀才，但由于家境贫寒，只得到上海以文笔谋生。1849年进入英国传教士所办墨海书馆，参加编校工作，并为传教士汉译西书润色。1862年，王韬因被控化名黄畹向太平天国上书而遭到清政府通缉，避难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曾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诗经》、《左传》等书，并应邀访问英国，在牛津大学讲演孔子学说，介绍中国文化，自己也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变?法自强的思想。1871年，他编撰了《普法战纪》14卷，详述刚刚结束的欧洲普法战争，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最新知识，使其名声大震。《普法战纪》很快传入日本，被翻刻流传，在日本也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学者仰慕王韬之名，纷纷与其通信，并邀请他访日。日本《报知新闻》主笔栗本锄云说：“吾闻有弢园王先生者，今寓粤东，学博而材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于是，他与佐田白茅、龟谷行等人共同发起邀请王韬访问日本。
王韬于1879年4月23日自上海出发，乘舟东渡，途经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滨，最后抵达东京。他在日本历时四个月，计128天，所到之处，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篇章。日本学者中村正直称颂自王韬来日后，“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
与王韬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员、社会名士，也有诗人墨客和普通百姓；既有学问精深的“东国耆儒”，也有“叩门求见”的少年童子；既有维新志士，也有遗老遗少。尽管他们的地位、身份、经历、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王韬的敬重友好之情，却是共同的，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王韬学问渊博，出口成章，使日本人十分钦佩，“皆愿纳交恐后”，视之为“人中之龙文中虎”，赞其“囊中诗刻三千首，海外名传二十年”。甚至说他“嬉笑怒骂无不成诗”。王韬在其《扶桑游记》中提到的日本友人不下百人，并对许多人加以介绍评论，描绘了明治十三年日本文坛群英的形象。如他称冈千仞“性豪爽高亢”，赞吉田易简“为人磊落奇伟”，颂中村正直“文章倜傥称一时”。
王韬常与日本友人们畅论天下大势，比较东西文化。针对当时中日两国都有一部分人不顾国情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倾向。王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说：“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今之道矣。”他还指出学习西方文化，要学其根本，而不可徒袭皮毛，“余谓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扶桑游记》)
王韬周游日本各地的名胜古迹，用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在神户游千鸟瀑，在大阪观博览会，在京都登华顶山，在东京上野观樱花，墨江看烟火，以及墨田川荡舟、日光山观瀑等等。他还到后乐园怀古，瞻仰朱舜水墨宝，谒拜德川氏家庙，凭吊源赖朝墓冢。
王韬还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及其变化。如叙述东京的孔庙已改成图书馆，“旧幕盛时，事孔圣礼极而隆盛”，而“维新以来，专尚西学，此事遂废。后就庙中开书籍馆，广蓄书史，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他在日本还发现了不少在中国已经佚失或罕见的珍本秘籍。如在重野安绎处见到清初文人孙豹人的《溉堂文集》，感慨“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东也”。
王韬对日本的古典戏剧歌舞伎曾作过细致的观察和传神的描述，称赞“日本优伶，于描情绘景，作悲欢离合状，颇擅厥长”。他还对东西方戏剧艺术特点加以比较，认为“东西洋戏剧，鱼龙曼衍，光彩陆离，则以西国胜。庐舍山水，树木舟车，无不逼真，兼以顷刻变幻，有如空中楼阁弹指即现，则以日本为长”。
王韬在日本曾给很多日本友人赠诗、题字、作序、改文，在他的访日日记《扶桑游记》中记录了大量唱和诗篇，并记载他如何为本多正讷的《清史逸话》作序，为宫岛诚一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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