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壁用石条砌筑，顶部有壁画痕迹，洞口有封门石。东西两面的窑洞大概是放置随葬品或为陵园杂役人员的居室，南面的窑洞可能是供灵魂游乐的场所，即“顶上亦起游殿”的游殿。山的东南和西南尚存当年架设栈道的遗迹。昭陵地面建筑虽然已荡然无存，但献殿遗址出土的一件屋脊上的鸱〔chi吃〕吻高达1.5米，重约150公斤，可以想见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而由众多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
唐陵遗留下大量石刻，形式包括圆雕、浮雕和线雕。题材之广和技艺之精都远远超过前代，堪称我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宝库。这些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两侧和四门外，其中以神道石刻数量最大，种类最多。
大体上早期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的石刻形制巨大、雄浑，题材、数量、陈列位置等并无定制。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的石刻虽仍保存前期风格，但雕刻艺术更为精湛，而且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基本形成定制。中晚唐时期，自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的13座陵墓，石刻大部分形体卑小，制作粗糙，组合上也出现混乱现象，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境况。
昭陵由于山南地险，石刻都集中在陵北。《唐会要》卷二十载：“上欲阐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旧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祭坛东西庑布列太宗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浮雕像，即著名的“昭陵六骏”。唐太宗为追念自己南征北战的功绩并纪念心爱的战马，在埋葬长孙皇后之后即诏令雕刻“六骏”。据说，“六骏”都是从西域和波斯马中精选出来的良马。在雕刻时，先由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并令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赞语于石的上角。
“六骏”雕刻在高2.5米、宽三米的石板上，据《全唐文》所收赞文记载，原分东西两组。东面第一骏“特勒骠”为黄马，白喙，微黑，是平定宋金刚时的坐骑；第二骏“青骓”苍白杂色，前中五箭，是平定窦建德时的坐骑；第三骏“什伐色”纯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是平定王世充、击败窦建德时的坐骑。西面第一骏“飒露紫”紫色，前中一箭，是攻洛阳击败王世充时的坐骑；第二骏“拳毛騧〔gua瓜〕”为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是平定刘黑闼〔ta踏〕时的坐骑；第三骏“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是平定薛仁杲时的坐骑。六骏中“飒露紫”是唯一附刻人像的，人正在俯首为马拔箭。据《唐书·丘行恭传》记载，它所表现的是攻击洛阳王世充时丘行恭拼死护驾让骑拔箭的故事。“拳毛騧”和“特勒骠”表现出缓步行进的安然神态，其他四匹则表现了奔腾的强劲姿态。这些技艺精绝、又寓意着丰富历史内容的艺术珍品，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可惜已于1914年全部被破坏，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被盗运到美国，现存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复原后，现存陕西省博物馆。
昭陵玄武门内，原陈列着高宗年间所刻的14尊“蕃酋”像，包括突厥、吐蕃、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新罗、乐浪等的可汗和王，他们都曾受唐朝的诏封。石雕像高二米多，座高一米。清乾隆以后大多被毁，现存的仅有“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高昌王左武卫将军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等。自昭陵设置“蕃酋”以后，各陵也都设“蕃酋”或“蕃民”的石像。乾陵保存较完好，共有61人，玄宗泰陵存三人，敬宗庄陵存八人。德宗崇陵仅存一人，貌似南亚人。
自高宗乾陵以后，陵墓石刻群的组合排列有一定规制。内城四门各列石狮一对，北门外有石马和马夫，南门外神道两侧立华表、翼马、驼鸟、石人、石马和马夫、“蕃酋”像等，但石刻的数量各陵不等。各陵中乾陵石刻最多，现有109件，桥陵次之，现有80余件。桥陵石刻中无“蕃酋”和碑，其余数量、种类、排列顺序和乾陵相同。
唐高祖献陵仿汉代制度开始实行陪葬制，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明文规定。贞观十一年(公元638年)正式诏令：“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zhunxi谆西，墓穴〕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除陪葬墓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从葬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7年)规定：“其有父祖陪葬，子孙欲从葬者亦宜听允。”据金石著录和发掘资料，昭陵和乾陵均有从葬者。
唐代陪葬以唐初诸陵为多，玄宗泰陵以后甚少，到晚唐基本上消失。其中昭陵陪葬者最多，但各书记载不一。根据调查，地面现存封土坟丘167座，可以确认墓主姓名的有57座，包括文武功臣、皇子、公主、妃嫔，还有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著名的有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侍中郑国公魏征、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国子祭酒孔颖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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