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也要留出来。那时，我的大女儿上中学一年级，最小的儿子刚两岁。两个老人、四个孩子，简直没有立足之地。
“扫帚生意”罢手后，我的副业是专门画印刷所的原版画和给赏金的广告画。我将对开大小的两用纸用水贴在木板上，置于榻榻米上，然后趴在上面涂颜色，用喷雾刷色器刷色。
使用喷雾刷色器是我开始在《朝日新闻》社画新闻广告的原版画时，接受社里同仁的劝告，从博多以按月付款形式买来的。机器很旧，用起来摇摇晃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地压泵。这种作业，有时要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
而且，印刷所的工作时间紧，有些时候我自己去印刷所，不是在纸上画原图，就是面石版或锌版的原版。等回到家里，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假如不这么干，凭月薪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受人之托，我也搞过商业街上的橱窗装饰，工钱很便宜。在狭窄的房间里，往陈列用的大木板上涂颜色所花费的力气真是超过想象。有一次，我正等着颜色变干时，竟躺在榻榻米的空隙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翻身的时候把好不容易涂好的颜色搞得乱七八糟。
画好了的东西，如果主人能够喜欢还算好呢，一般总要发几句牢骚，然后马上降价。这样一来，报酬也就刚够我的材料费。
就是这样的副业，也不是每天都有，一个月中顶多够干一个星期。
报纸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只是早刊变成了四页。我的工作也总算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不过，那并不能使我心里产生兴趣。
报社里的空气丝毫不能使我感到愉快。走动起来动作很活跃的只是那些从学校毕业的注定要成名成家的人们。他们从大阪来，在九州过两三年临时生活，很快就回到大阪或东京去了。每一次，都往上升一级。对于这些人，连部长也用特别的眼光看待。我的这些看法，恐怕并不只是个人的偏见。
我也快四十岁了。
没有副业干的时候，除了打打麻将，没有什么可以消遗的。我还下象棋，希望忘却自我。
以前，我进印刷所做学徒的时候，那里的店主爱打麻将，并且教会了我。做完了夜活，围着桌了，有时半夜一点才休战。那时，从附近可以送饭菜上门的饭馆里要来一盘炒面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更香的食品了。我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盘着腿喝着中华面汤，简直不能再有比这更惬意的了。我的身份远不够能自己出钱买炒面吃。
听说有位穷老太太，消极厌世，打算自杀，她走在寻找死亡之处的道路上，作为最后的回忆，吃一碗“善哉”，老太太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决定不去死了。从我的体验来看，并不认为这话过于夸张。
在那家印刷所当学徒结束后，我不再打麻将了，可报社这伙人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下班就都抓起了牌。如果不这样做，直接回家，那简直忍受不了。打麻将的对手，大都是所谓“有资格者”，象我这样的人，大概是因为缺人手，才不得不被加进来的。
打完麻将，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如果是冬天，猎户星座正好升到头顶上的天空。“啊，不能干这种事，得想个办法。”这种想法沉重地压到我心头，不是焦躁，不是后悔，也不是什么虚无感。
下象棋的搭伴是广告部一个叫冲原的男人。他曾是东京总社的警备员，从战场当军曹回来后，分配在九州，被提升为社员。战后，《朝日新闻》社中自然已没有社员、预备社员、雇员的等级，只有社员与庶务部方面的雇员之分。警备员隶属于庶务部。
这位冲原在东京总社担任警备员时，有个右翼分子来到报社印刷厂捣乱，用日本刀砍伤了编辑局长铃木文史郎。冲原从暴徒身后两腋下伸过手去，交叉着勒紧那家伙脖子，那便成为他引以自豪的话题之一。
冲原家的附近，有广告部长的家，广告部次长的家也在那边，次长很得部长赏识，从会计主任连连晋升，当上了次长。冲原利用家住得近之便，千方百计地讨好部长，他让自己的老婆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都去部长家，象个女佣人似地给他家帮忙。这不可能不刺激住得很近的次长家属，次长马上对部长说了，让部长疏远了冲原。
不走运的是，冲原恰恰在那个次长手下当会计。冲原以军队里很自然的那套诀窍，巴结部长喜欢的次长，大概很想钻到“主流”里去吧。结果恰好相反，他后来大受次长虐待，最后终于从会计股调出，调到校对股。他坦白地说，从此后他“经常嚎啕大哭。”但又有谁会耻笑冲原呢？还不足三十人的广告部里，就分成部长的亲信和非亲信两派。
大家暗地里笑话冲原生出与自己身份不相适应的野心，这也是一个没有资格的人想钻进宝塔尖的一种挣扎。“落到”校对股后，他大概对“出人头第”已完全丧失了信心，心情轻松起来了，以前拼命也要去上的夜班现在也不上了。
部里的职员总是讨厌这位冲原，可我理解他的心情，有时和他下象棋。也可以说，我这个除此之外无处解忧的人，除冲原以外，再也找不出下象棋的对手了。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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