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富贵大堂也是那个时候，它在从高田向南乘大约一个小时汽车才抵达的一个叫作蕗的地方。那时候的汽车还是木炭车。车在狭窄的、坑洼不平的山路上喘息着向上爬，很费时间。我只要夜里赶回小仓就行，所以并不感到特别匆忙。
在飞鸟园发行的“图解日本美术史”、天沼俊一的《日本建筑史》等书上，我读到过富贵寺，也曾想去看看这个偏僻的山村中埋藏的平安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听说明治时期后富贵寺曾经修复过，从那时以后，历经风吹雨打，已经成为孩子们游玩的地方。
从汽车站下来，穿过只有十来家的部落旁，就来到富贵寺。自然，这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寺庙坐落在一座小山岗的半山腰。这条铺着石台阶的坡路，在我后来访问平泉的金色堂时，曾联想到这两处的地形很相似。
不过，处于丰后山中的这个堂，就象是被人们遗忘了似的，孤零零地留在小林，使人觉得象座荒芜的殿堂。佛堂的门上着锁，我又从石阶走下来，在停车前的小杂货店打听，原来这就是管理人的家，一个五十多岁的主妇提着钥匙和我一起返回来。
没有任何照明，只好借着外面的光亮模模糊糊地向里面张望，大殿的须弥坛的背面，描绘的恐怕是极乐净土图，不过只稍稍留着一点朱色和胡粉的颜色，分辨不出是什么图案。同样的，内殿和外堂的柱子上，拉窗上，斑驳脱落的痕迹也很严重，发霉似的渗着白色。尽管如此，拉窗上还是残留着一些手拿笛子和琵琶的飞天像。
站在我身旁的主妇，讲起战前来临摹壁画的堂本印象，就曾住在她家。我站在这个山中的古迹之中，竟一时忘却了现实的艰苦。
去吉野也是那个时候。从檀原神宫到下市，我被塞逃了货车。只是从货车稍微启开一点的门缝中，射进一点光线。乘客或者坐着，或者站在席子上。我想那是在京都做完“生意”后的归途之中。我的背囊中放着扫帚的样品和到住宿地时准备做一顿饭的大米。沿着吉野川的溪谷，一片新绿显得非常美丽。
我这样周游各地，慢慢地觉得无聊。开始时看到陌生的土地，产生出一种在现实中看到了在书中读到过的地方的兴奋感，但这也逐渐难以满足我的要求了。总而言之，对这类周游我已经感觉不到意义了。
战前，我游览北九州各地的横穴古墓时，一位朋友曾对我说过：“干这事到底有什么用？”现在与这些话倒取得了一致。这不过是我驱遣空虚的作为罢了。
我的扫帚生意也越来越糟。商品上市，正规的批发店恢复了过去的秩序后，已经没有我这样的人钻进去的空隙了。而且，我在经济方面也拮据起来，以前用现款支付的订货改变成先付支票或票据。而那也慢慢开始拒付后，这工作也就只能罢手了。
阪神地方开始出现过去那样的黍扫帚以后，我们的情形就更别提了。对黍扫帚，质次的稾扫帚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再这样下去会给扎扫帚的人家增加麻烦。以昭和二十三年（即1948年）三月为界，我结束了我的生意。去大津、京都、大阪、广岛、三田尻收款归来之际，一想到这就是一个终结，我便对这些地方产生了依依之情。
在上述旅行之中，我大多是连饭也不吃的。为了协调火车与所去目的地的时间，只能耽误吃饭。例如，我去收款，如果那家店里来了买东西的顾客，店里总要先招呼顾客，把我的事放在后面。如果顾客接二连三地来买东西，买多长时间我就得等多长时间，想到要赶不上预定搭乘的下次火车了，真是坐立不安。这些难言之苦，只好一个人咽在肚子里。
到了昭和二十三年，吃的东西开始丰富起来，尽管有的东西很想买，但价钱贵，想到一买就减少一部分储蓄，终于还是忍住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被混杂的列车摇晃着，深夜才能回到家，第二天一早还必须按时去报社。
我的这门“生意”结局如何呢？最后，我是一点儿也没有存下钱，相反，那些无法支付的票证倒成了损失。不过，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带着这七口之家平安无事地过来了，这就算万幸了。能看看自己向往的地方，也算是我很大的收获。
不得不让“生意”下马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食物丰富后，报社不再认可工作人员采购东西的休假了。我本来也不是随便不上班去搞这些副业的人，所以没有给报社添什么麻烦，但精神上还是有一种欠债感。领着月薪，却干这种“生意”，即便说是为了养活大家庭的需要，可心情上却决不轻松。时至今日，这仍象是事后的坦白。
我重新恢复纯职员生活，倒退到单调无聊的日子之中。
——顺便讲讲《朝日新闻》社，在这期间，有过一次主要领导大撤换。新的主要领导都是根据工会的意图选出来的，长谷部忠氏被选为社长。问题出在部长这一级上，人们议论说部长也要由工会选出，当时的部长们都面带愁容。不过，这件事没有进行就了结了。
我家从佐贺回来时，借住在原兵器工厂的职工住宅，从那里再也没能挪动。六叠、三叠、四叠半的房间里挤着父子八人，而且连我搞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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