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做起扫帚生意。
昭和二十一年（即1946年）夏天，我的三儿子出世，家里增加到八口人。在饥饿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之中，单靠报社的工资无论如何也不够用。家里没有可以拿到当铺去的东西，也没有可以交换大米和薯类的农民喜欢的衣物。在长期的疏散生活中，家人已经把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从我结婚以来，给妻子买的不过是一件短和服和一条腰带而已，为此常常受到妻子的埋怨。往后，是发愁孩子们穿的东西。
做扫帚买卖成了很适合我干的副业。尽管利润菲薄，但因为数量集中，成了能够解决饥饿问题的一笔收入。我没有本钱，开始时是搞小批量的，利润尽可能不去动用，积蓄下来，用作自己的资金。
我利用星期天，不光在小仓市内，还跑到门司和八幡的小卖店。因为那些地方也都是商品匮乏，定货不费吹灰之力。最初所感到的卑怯，渐渐变得淡薄了。为了填饱八口人的肚皮，我没有别的办法，什么都可以去做。
接着，开始专门去转杂货批发店。当然，用的是父亲的名字。
“有多少就送来多少吧！”
每个商店都这样委托。一切在预料之中，扫帚还没有上市。
但是，仅仅局限于小仓和门司，我已经不能满足了。虽然他们让我来送货，但这个地域太狭小，销售能力并没有多少。
那时，报社承认职员的采购休假，一个星期中可以休息两天左右。我把这个休假利用起来了。
乘深夜的火车从小仓出发，清晨就可以到广岛。我决心去广岛碰碰运气。
广岛是与我有很深缘分的地方。我的父母亲就是在那里结合的。但以往我一次也没去过广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过，到广岛去到底能否做点微薄的扫帚生意呢？我反正也不想赚钱，现在只要能挣出来火车费和旅费就行。倘若与对方商洽并不理想，那便就此罢休。
坐火车，整夜站着不能活动，过道里铺着报纸，睡满了人，连厕所都去不成。躺在过道口的人也同铺在他们身下的脏烂报纸一样，破烂不堪。
半夜里听到的途经小站上车站职员的无精打采的呼叫声，倒唤起了我向没有见过的故乡前进的激动心情。天亮之际，快到岩国了，到广岛车站又用了两个小时。
我背上的背囊里插着扫帚的样品，装着饭团。我准备乘夜车去、夜车归。因为牵扯到旅费，同时我还有工作，必须尽量节约时间。
我想象之中的广岛是一片烧过的废墟，而现在，街上已经建起不少木板房。清晨，车站前的黑市就开始了，穿着复员军服的男人们四处徘徊。我也身穿从朝鲜带回来的军装，脚踏高腰鞋。
在车站前打听了一下，原来杂货批发店在过了猿猴桥后一町远的地方。
猿猴桥是令人怀念的名字，母亲的妹妹就是在这座桥上去向不明的。十五年后，我的这位姨母突然作为矿工的妻子，出现在大家面前。
“智江在猿猴桥上不见了，我们连夜去找。最后还是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没想到过了十五年了，她又突然来看我们。”母亲常常这样说。
我伫立在猿猴桥上，河水乌黑而浑浊。从这里到八丁掘一带为止，已经盖成了木板房城镇。我来到别人指点我的街道，右侧有一个铺面很大的杂货批发店。店里摆满了菰包和箱子。我在店前来回走了两三遭，最后终于下决心走了进去。
老板是个胖子，胖得似乎可以练柔道。我从背囊中取出扫帚给他看，他握住竹把子，里外拍打了两三次，看了看，对正好从旁边走过的一个象是同行的人说：
“有这个总比没有强。”
“这个多少钱？”他又问。
对于广岛方言，我感到挺亲近。
“哎呀！战前冈山那边进过黍子扫帚，至今那种扫帚不来货，唉，现在也只能拿这样的货色凑合了。”
他连价也不开，就说送来几捆都行。
我轻松愉快地离开了那里，这次专程从小仓来，光一家的买卖还不够，于是我又迈脚去八丁堀。
当时八丁堀还是燃烧过的模样。只有一家叫福屋的百货商店的建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其余是些稀稀拉拉地盖起来的低矮的木板房。水泥地基与歪歪扭扭的钢筋扔在那里，还没有安装。在福屋百货店附近，又建了一个专营杂货批发的小店，那里也说可以送两三捆来看看。
乘夜车回去，现在还有些时间，那天我在受战争破坏的广岛市区里转了转。
原子弹落下时的中心地区，除了留着残骸的银行外，仅有的几处建筑都毁坏了一半，这一带还没有建木板房。银行大门外的石阶烧得发黑。登上比治山，只见广岛的街道烧得一光二净，而山岗另一边的宇品方面，古老的房屋大多还保留着。正因为那些房屋还保存着，更使人对广岛市内的断壁残垣感到惨不忍睹。孤零零建起来的木板房的新木头，让人觉得刺眼。
一月一次的广岛之行，只限于在市内办事，有点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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