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科学的思考和现代军事知识更是不可缺少的。红军时期刘亚楼指挥过1个团、1个师，只有枪和几门小炮，而现在他指挥6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不仅有枪，有炮，还有重炮群、坦克群和工兵。
刘亚楼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素质。东北战场3年转战，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为这支大军的每一次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刘亚楼以他“坚强的组织纪律性，严格、周密、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以及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为首长确立决心，顺畅指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锻造了刘亚楼统领大军，驾驭战争的能力。
刘亚楼完全能够独自指挥一场大战役了。林彪和罗荣桓信任他，党中央信任他，任命他为天津前线司令员的决定是中央军委批准的，是毛泽东批准的。
曾经有一次，刘亚楼在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述了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个故事：一个苏军士兵躺在雪地上修理抛锚的汽车。他手冻僵了，腿冻麻木了。有人问他：“天这么冷，你怎么还这样干？”他说：“斯大林知道我。”讲完这个故事，刘亚楼激动地说：“‘斯大林知道我’，简单的一句话，蕴藏了多么深刻的道理，凝聚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如果我们每一个战士勇猛冲杀、舍身奋斗时，都懂得‘毛泽东知道我’，会产生多么神奇的威力？”
刘亚楼的内心充满力量和信心。因为他心中一定激荡着这样一句话：“毛泽东知道我。党知道我。”
12年之后，刘亚楼写文章回忆天津战役，他写道：“面对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人、坚固设防的军事集团，要取得攻坚战的胜利，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而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很急迫，因为天津攻克以后还要进一步解放北平。那时已经是1949年1月初，如果时间推迟，冰冻融解，就不利于北平的作战。因而天津战役的准备工作，必须在10天以内完成。”
时间不等人。攻歼天津守敌的任务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可东北野战军连续行军作战，进关不久，人地两生。
绝不能打“莽撞仗”。
刘亚楼告诫自己，也告诫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曾经因为莽撞，东北野战军付出过血的代价。那是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战前根据侦察，判断城内有敌人1.8万人，发起攻击后发现敌人的实际数量是3.4万人，多了将近一倍。整整一个月的英勇攻坚，歼敌1.7万人，自己伤亡1.3万人，打了一场消耗战。《刘亚楼将军传》中写道：很长时间，林彪心情不好，见谁骂谁，总部工作人员都躲着他。刘亚楼身为参谋长，想躲也躲不开。后来，刘亚楼硬着头皮请示林彪，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他知道只有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将血的代价转化为野战军的成长。
此时，刘亚楼必须迅速制定出一个完整、周密、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
“要求”很多，“必须”也很多。天津是一座有200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攻城作战必须速战速决，必须保证城市少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必须把这个华北最大的工业重镇基本完好地交到人民手中。许多因素必须考虑到，许多意外情况必须事先预料到。战役部署和战术动作必须加以规定。敌人的部署和防御工事要了如指掌。敌人的兵力和战斗力要精确计算。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凑在一起，对敌人逐一分析。一个军一个军地掂量，一个师一个师地掂量，一个团一个团地掂量。
刘亚楼的司令部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报话机、电话机响个不停。指挥员、参谋进进出出。各种战前准备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作战地图挂在墙上，那上面画满了各种标号。刘亚楼常在地图前久立，或独自思考或与指挥员讨论。思维高度集中，高速运转。参谋长的机动灵活与司令员的当机立断同集于刘亚楼一身而不矛盾。谨慎小心不意味着桎梏想象，周密细致不意味着缩手缩脚。战争是艺术，是钢铁与意志较量的艺术，是智慧与才干凝结的艺术，战争造就了旷世英雄，战争创造了崭新世界。
攻打天津作战会议
1949年1月初，刘亚楼在杨柳青召集参加总攻天津的各纵队的指挥员开会，对天津的敌情、地形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以求在战斗中不出差错，达到迅速歼灭敌人。
这时，中共天津地下党，早已为会议提供了有关天津守军的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对天津城防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多少，都有详细的说明。报告说：“天津市南北长25华里，东西宽10多华里，是个长方形，各种高楼大厦都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市郊开阔，南部多水网。陈长捷把强的部队放在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放在南部，其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
根据天津南北长、东西狭的特点，大家认为，加强东西两面攻击力量，就可把守军拦腰切断，既能打乱敌人防御体系，自己的兵力又能自由向两翼扩展，避免拥塞。因此，会议确定：攻打天津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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