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利第一次开车去那不勒斯就目睹到一件引起他关注的事，这样的好运气并不是每一个初次到大城市的人都能碰到。一个年轻人从一家店里跑出来，后面追着一个拿着刀子的男人。男人撵上了年轻人，举起刀子刺向他的脖子，年轻人倒在了路上，死了。谢利有一颗温柔的心，他认为这类事情哪里都有，但内心里仍然感到恐惧和愤怒。当他把自己的心情讲给一名跟他一起旅行的来自卡拉布里亚的牧师听时，牧师朗声大笑起来，还试图开他的玩笑。谢利说，他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揍人的冲动。
我从未遇到过那种刺激性事件，不过，当我第一次去阿尔赫西拉斯时发生的一件事看起来也绝非寻常。阿尔赫西拉斯那时还是个杂乱无章、遭人遗弃的小城。晚上当我到达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我于是去了码头上的一家客栈。客栈相当破旧，但能看到直布罗陀海峡的美妙景色，海水连成一片——事实上，一眼便能看到海湾的另一端。当时正值圆月。办公室在二楼。当我提出要一房间时，一个邋里邋遢的女服务员带我上了楼。房东正在打牌，见到我时似乎有些不悦。他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随便说了个房号，然后就不再管我，继续打自己的牌。
女服务员把我带到房间后，我问她有什么东西可吃。
“那看你想吃什么了。”她回答。
我当然清楚这种表面上的慷慨有多么虚假。
“房间里有什么？”
“你可以吃点儿鸡蛋和火腿。”
宾馆的那个样子就能让我猜想到几乎不可能有其他东西可吃。服务员带我去了一个窄小的房间。房间的墙面粉刷过了，房顶低矮，为第二天的午餐专门放了一张长桌。一个高个子男人背对着门坐着，蜷缩着身子靠在火盆旁。火盆是圆形的铜制盘子，里面装着热烘烘的木灰——有人认为，对于安达卢西亚并不太寒冷的冬天来说，一个火盆就足以帮人御寒，真是错误的想法。我在桌边坐下，等着少得可怜的晚餐端上来。我漫不经心地扫了陌生人一眼，他也正在看我，但一碰到我的目光，他的视线就转移开了。我等着我的鸡蛋上来。最后，女服务员终于端来了，男人又一次抬起了头。
“我希望你能及时叫醒我，以便坐上首班客船。”他说。
“好的，先生。”
他的口音告诉我英语是他的母语，而他宽宽的身材，显著的五官特征则让我想到他应该是个北方人。在西班牙，看到更多的是强壮的苏格兰人，而不是英格兰人。不管你是去富裕的力拓矿区，还是去赫雷斯酒庄，或者去塞维利亚、加的斯，你听到的都是特威德河对岸那慢悠悠的口音。在卡莫纳的橄榄园里，在阿尔赫西拉斯与博巴迪拉之间的铁路上，甚至在梅里达的偏远软木林里，你到处都能见到苏格兰人。
吃完了饭，我走到火盆旁烤火。这时正值仲冬时分，沿海湾形成的风道让我的血液变得冰冷。我把椅子向前挪了挪，那名男子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拉了拉。
“不用动，”我说，“就两个人，地方够大了。”
我点上一支烟，也给他递上一支。在西班牙，直布罗陀地区的哈瓦那烟从来都是备受欢迎的。
“抽一支也行。”他说着伸出了手。
我认出了他宛如唱歌般的格拉斯哥口音。但陌生人并不健谈，在他的单音节单词面前，我做出的交谈努力也只能付诸东流。我们于是便沉默着抽烟了。他的身材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肩膀宽阔，四肢笨拙，脸色晒得黑黝黝的，头发短而斑白。他五官粗大，嘴巴、耳朵和鼻子硕大肥厚，皮肤皱纹密布，眼睛呈现浅蓝色。他总是用手拉扯着他乱蓬蓬的灰色胡须。这是一种紧张的姿势，让我隐隐觉得有些不悦。不一会儿，我感觉到他在看我。他直愣愣地瞧着我的眼神让我逐渐愤怒起来。我扫了他一眼，希望能像上次那样让他低下脑袋。他果然低了一会儿，但不久又抬起来。他的目光从他那长长的、浓密的眉毛下面射出来，审视着我。
“刚从直布罗陀来的？”他突然问道。
“是的。”
“我明天就走了——要回家去。感谢上帝。”
“你不喜欢西班牙？”
“哦，西班牙不错。”
“你到这里很久了吗？”
“太久了，太久了。”
他说话时微微喘着气。我很惊讶，随随便便的几句问话似乎触动了他的情绪。他一下子站起来，来回踱步。他走过来走过去，像笼中的野兽一般，还把挡路的椅子撞到了一边。他叹息着，不时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太久了，太久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有些尴尬。为了让自己沉住气，我搅了搅火盆，把那些更热的木灰翻上来。他突然站住不动了，并向我俯下身来，好像我的动作让他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然后，他又重重地坐回到椅子里。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些怪？”他问。
“比大多数人怪不到哪里去。”我笑了。
“你没看出我身上有些奇怪的东西？”
说着，他向前探了探身，以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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