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的路灯样子颇为罕见，如果没有从两边开着的窗户透出的光，路上就变得暗淡了。男人们四下里晃悠，观察着坐在窗口的女人。她们要么在读东西，要么在做针线，大多时候都没注意到这些过客，跟所有国家的那类女人相似。“过客”有美国人，港口船上的水手，炮艇士兵，醉醺醺的酒鬼，驻扎在岛上的黑人、白人兵团士兵，还有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日本人、夏威夷人、穿长袍的中国人，以及戴着滑稽帽子的菲律宾人。他们没有一个在说话，似乎被压抑住了——欲望是叫人伤心的东西。
“这是太平洋地区最亟需处理的丑事。”戴维森言辞激烈地叫道，“传教士鼓动反对了多年，最后当地的新闻部门开始报道这件事，但警方拒绝介入。你知道他们持有什么观点吗？他们说罪恶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管理。实际情况是，他们从中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好处！酒吧主给他们钱，暴徒给他们钱，那些女人自己也出钱给他们。最终他们只能撤出了。”
“我在檀香山时，曾有报纸送到船上，我读到过。”麦克费尔医生说。
“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伊韦雷连同它的邪恶和耻辱，一起被连根拔起，所有人都受到了司法审判。不知为何我没有立马认出那个女人。”
“既然你谈到了这件事，”麦克费尔夫人说，“我想起来了，我看到她是在起锚前的几分钟上的船，我记得当时还想她时间卡得倒是挺准的。”
“她怎么能到这里来！”戴维森愤怒道，“这种事我是不能容许的。”
他大步向门口走去。
“你干什么去？”麦克费尔问。
“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我要阻止这件事，我不能让这座房子变成、变成一个——”
他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以免冒犯了两位女士的耳朵。他两眼放出怒火，苍白的脸色因情绪的爆发变得更白了。
“下面听起来好像有三四名男子，”医生说，“现在过去你不觉得有些莽撞？”
传教士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便冲出了房间。
“如果你认为戴维森先生会因个人安危而不敢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你对他就太不了解了。”截维森夫人说道。
她紧张地握着双手，高高的颧骨上有些发红，倾听着楼下即将发生的一切。他们都在侧耳听着，先是听到戴维森嘎吱嘎吱冲下木楼梯的声音，接着门砰地被摔开了。歌声突然停了下来，但留声机仍播放着刺耳低俗的乐曲。戴维森的说话声传了过来，接着是重物跌落的声音，音乐戛然而止——是他把机器扔到了地板上。他们又听到戴维森在说话，但听不清在说什么，然后是汤普森小姐响亮的尖叫声，再以后便是嘈杂的喧闹声，仿佛几个人一起在声嘶力竭地叫喊。戴维森夫人急促地喘了口气，把两只手攥得更紧了。麦克费尔犹豫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妻子。他不想到楼下去，但不知道她们是否希望他去。这时，又似乎传来了扭打声——现在比刚才听得清楚些了，可能是戴维森被赶出了房间，接着听到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听到戴维森上了楼回到自己房间去了。
“我想我该去看看他。”戴维森夫人说道。
她站起来出去了。
“如果需要我，打电话就行。”麦克费尔夫人说。戴维森夫人离开后，她又说：“我希望他没受伤。”
“他干吗多管闲事呢？”麦克费尔医生道。
静默了一两分钟，两人突然跳了起来，因为留声机又挑衅般地响起来了，有人在用嘲弄的语调、嘶哑的嗓音大声背诵一首下流歌曲的歌词。
第二天，戴维森夫人面色苍白，身形疲惫，她抱怨说头疼，整个人看上去苍老而萎顿。她跟麦克费尔夫人说，传教士昨晚一夜没睡，一晚上都是在可怕的烦躁中度过的，凌晨五点就起来出门去了。他被人泼了啤酒，衣服都弄脏了，发出了臭味。谈到汤普森小姐时，她眼里闪烁着忧郁和愤怒。
“她昨天侮辱了戴维森先生，她会为此备感懊悔的。”她说，“戴维森先生有一颗慈悲的心，不管谁遇到了麻烦去找他都能得到安慰，但对于邪恶他会毫不迁就。如果有谁激起了他的正义怒火，他将变得非常可怕。”
“哦，他要怎么样呢？”麦克费尔夫人问。
“我不知道，不管怎样，我绝不会为那个女人着想的。”
麦克费尔夫人身子颤抖了一下，这个小个子女人的行为举止里显然透露出一种令人惊异的自信和得意。那天早上，她们一起出了门，肩并肩地沿着楼梯下去。汤普森小姐的门开着，她们看到她穿着一件破旧睡衣，在用平底锅做饭。
“早上好！”她喊道，“戴维森先生今天早上好些了吗？”
她们昂着头从她身边走过，没说一句话，好像这个人不存在一般。不过她突然嘲弄地哈哈大笑起来，她们的脸一下子红了，戴维森夫人猛地转过身来。
“你竟然有胆量跟我说话！”她厉声叫道，“如果你对我无礼，我会叫人把你从这里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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