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走路的姿势很美妙，动作悠然，身体直挺。当他从旁边经过时，他们冲他微笑，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向他问好。
他回来时快到午饭时间了，饭菜已经在房东家的客厅放好。这个房间不是用来住宿，而是为了装饰门面，有一股发霉和阴郁的气息。四周的墙壁上整齐地挂着带花的长鹅绒织品，一盏镀金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中央垂下来，为了防止苍蝇，天花板贴上了黄色薄棉纸。戴维森没有来。
“我知道他去拜访市长了。”戴维森夫人说，“我想市长留下他共进午餐了。”
一个当地女孩端上来一盘汉堡牛排。过了一会儿，房东过来看了看他们要的饭菜是否已经上齐。
“我看到跟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房客，霍恩先生。”麦克费尔医生说道。
“她就要了一个房间。”房东回答，“她自己单独吃饭。”
他用恭恭敬敬的神情看了看两位女士。
“我让她住在楼下，这样就不会碍事了，她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的。”
“她原先也在船上吗？”麦克费尔夫人问。
“是的，夫人。她在二等舱，去阿皮亚，到那里做出纳。”
“哦。”
房东离开后，麦克费尔说：
“我想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吃饭一定觉得不开心。”
“如果她坐的是二等舱，我想她会开心的。”戴维森夫人说，“真不知道她是哪一个。”
“舵手带她来时，我正好在那里。她的名字叫汤普森。”
“不是昨天晚上跟舵手跳舞的那个女人吧？”戴维森夫人问。
“那一定是。”麦克费尔夫人说，“当时我还想她是谁呢，我觉得她是个放荡女人。”
“不是良善之辈。”戴维森夫人说。
他们开始谈起了其他话题。午饭后，因为早上起得早，觉得有些倦意，便各自分开回去睡觉。醒来后，尽管天色依然灰暗，乌云低垂，雨还是停了。他们沿着美国人修建的海湾公路散了会儿步。
回来后，他们发现戴维森刚刚进来。
“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两周。”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件事我跟市长争论过了，但他说毫无办法。”
“戴维森先生渴望赶紧回去工作。”他妻子焦虑地扫了他一眼说。
“我们离开一年了，”他在阳台上来回踱着，“我的任务就是对当地的传教士们负责，不过我非常担心他们会放任自流。他们都是好人——我不想说任何对他们不利的话，虔诚，对上帝充满敬畏之心，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让我们国家许多所谓的基督徒脸红。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干劲不足，他们可以抗争一两次，但不会一直抗争下去。你交给当地传教士一项使命，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叫人放心，但最终你会发现他悄悄地胡作非为起来。”
戴维森先生静静地站在那里。由于他身材高挑消瘦，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闪烁着，所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他举手投足间产生的激情以及低沉而清晰的嗓音映衬下，他的真诚是显而易见的。
“我期待着能把工作给我安排好，我要行动起来，并且立马行动。如果树木已经腐烂，就应把它砍倒，然后投到火里去。”
傍晚茶是他们一天中所吃的最后一餐，餐后已是黄昏。他们坐在阴冷的客厅里，女士们在忙针线活，麦克费尔医生抽着烟斗，传教士给他们讲述了自己在岛上的工作。
“我们刚到那里时，他们毫无罪恶感。”他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违反戒律，从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我想我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给那些当地人灌输什么是罪恶感。”
麦克费尔夫妇已经知道，戴维森在遇到他妻子之前曾在所罗门斯工作过五年。她之前在中国当传教士，两人相识于波士顿——当时他们都是利用部分假期去参加一次传教士大会。婚后，他们被派到了这些岛屿上，从那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在跟戴维森先生进行的所有谈话过程中，他身上有一种特质一直在熠熠闪光，那就是他毫不畏缩的勇气。他是一名传教医生，随时都有可能被叫到群岛中任何一个岛上去。雨季中的太平洋动辄狂风暴雨，即便坐上捕鲸船也不那么安全，而来请他的船只常常是一只轻舟，所以非常危险。碰到有人生病或遭遇事故，他从未犹豫过。有十几次，为了救命他从船里往外舀水，舀了整整一夜。戴维森夫人不止一次地认为他失踪了，没希望了。
“我有时求他不要去了，”她说，“或者至少等到天气稳定下来再说，但他从来不听。他这个人很固执，一旦下定了决心，什么都不能阻止他。”
“如果这样做我自己都感到害怕，那我怎么能让当地人相信上帝呢？”戴维森大声说道，“我不害怕，不害怕。他们知道有了麻烦来请我，只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我就会去。你想，我为上帝尽责，他会抛弃我吗？风遵照他的圣谕而吹，波浪按照他的旨意而汹涌。”
麦克费尔医生是个胆小之人。在前线时，战壕上方呼啸而过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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