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草堂于此，朱熹由建阳赴云谷途中，常在此停留休息，并为草堂题名为“潭溪精舍”。还有莪峰书院，在抚州临川城(今抚州市)内。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黄榦知临川县时捐俸与李壁同创书院，黄榦亲自讲学其中。再如：高峰书院在临川军新淦县城东，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黄榦知新淦，次年建书院，并讲学其中。
建阳蔡氏父子与书院教育
蔡元定，建阳人，学者称西山先生。 自幼受理学陶冶，闻朱熹之名，前往求教，朱熹以友人对待他。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朱熹在寒泉建精舍，蔡元定在西山建精舍，同在建阳崇奉里，往来论讲甚为方便。据记载，寒泉精舍与西山精舍遥相对峙，两人分别在精舍建灯台，晚上悬灯相望，灯明则无事，灯暗则有疑，约次日相聚研讨，两人经常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半。四方之士来从朱熹学者，往往先从蔡元定质正。朱熹十分赞赏蔡元定的人品和学识，称其“处家，以孝悌忠信仪刑子孙。而其教人也，以性与天道为先。 自本而末，自源而流，闻者莫不兴起”(《宋元学案·西山蔡氏学案》)。朱熹读书常与其相互切磋，著述常与其共同参改。
蔡元定之子蔡渊、蔡沅、蔡沈，皆师事朱熹。蔡元定逝世后，其子继其父业，蔡渊主持西山精舍。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理宗御书“西山”二字，又赐庐峰书院额。
饶州朱门弟子与书院教育
朱熹在江南东路饶州一带弟子众多，大多继承朱学，建书院教诲后学。如：朱熹门人金去伪，在饶州鄱阳县建鄱江书院，不就官，不著书，专心在书院讲学，传播朱学。又如：程端蒙，在饶州德兴县建蒙斋书院，著有《性理学训》一书，深得朱熹赞赏。董铢，讲学于建盘涧书院，著有《性理注解》一书。程端蒙、董铢合订《学则》，将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具体化，并应用到初级教育阶段，《学则》要求：凡学者必严朔望之仪，必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凡席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学必专所听。朱熹对此《学则》十分肯定，亲自为之作《跋》，加以宣扬推广。后世书院多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程董二先生学则》同时并立为师生必遵之条规。再如：饶州余干有柴氏一族建书院传朱学。柴元裕建松冈学舍，仿白鹿洞书院规制，学以穷理尽性为本，四方来学者众多。柴中行建南溪书院讲学，数百人出其门下。余干还有李伯玉致仕归里，建斛峰书院讲学，并聘请其他学者前来讲论。余干赵汝愚曾在东山书院讲学，其子赵崇宪又建忠定书院，皆传朱学。
饶州地区成为朱熹学说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基地，多赖其门人弟子广建书院讲学授徒，扩大了影响。
信州陈文蔚与书院教育
陈文蔚经同乡余大雅引见，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前往崇安寒泉精舍师事朱熹门下，深得朱熹赏识。陈文蔚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饶州州学、信州州学、袁州州学、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讲学。陈文蔚在双溪书院讲学时，订有《双溪书院揭示》，仿《白鹿洞书院揭示》并加以具体化：
文蔚闻之，为学之道，无如收放心，以讲明义理。端庄专一，整齐严肃所以收放心。亲师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讲明义理。苟身居一室之内，心驰万里之外，虽日亲方册，口诵圣言，亦欺人耳，于已实何益哉！朋友相聚，识性昏明固有不同，虽曰不同，其间岂无一得。讲明义理，互出己见，终有一个是底。既曰是，虽圣贤复生皆不能外，安得而违之。日夕相聚，讲说愈多，闻见愈博，未说到贯通处，亦足以为会文之益也。为诸友计，切须收敛身心，务在端静。以放纵四支驰鹜纷华为戒，则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读书为文，义理自明，工程自进。况又得师友之益，有讲论之功，相观而善，相资而成。由此而进，古人事业不难也，况课试之余乎！惟自近世以来，朋友道弊，群居之时，笑侮戏谑，面谀背毁，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气相陵，以能相矜，无朋友相爱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问不通，庆吊不讲，利患不共，是无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际已无情义。莫非苟且，况已离群，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岂知朋友之道，在人伦五者之列，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并行于天地方间。朋友可废，则五者亦可废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窃忧之。是以愿与诸君共笃此义。诸君苟然念此，则乡之所设学规者，益亦大为之防，是不足于相浼，然出此则入彼矣，诸君其体之。
陈文蔚居家讲学处，号为“克斋”，又订有《克斋揭示》。其要点有四项：
a “入则孝，出则弟。”“人之立身，莫先于孝弟，盖孝弟为人之本。人所以戴天立地而异于物者，以其亲亲长长而有是良心故也。苟以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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