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朝名臣言行录》、《太极图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等。还与吕祖谦合作，撰成《近思录》。
寒泉精舍同时也是聚徒讲学的书院。朱熹的首批门徒就是由此开始从其问学求教，其中最著名者就有黄榦。
寒泉精舍时与云谷精舍并称，也有直称为云谷书院者。后世为纪念朱熹，对云谷书院还屡有修葺。
寒泉精舍实际上是朱熹书院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隐屏峰下。
朱熹幼年丧父后，曾随母定居崇安五夫里，从学于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翚〔hui挥〕和胡宪。刘子翚常带朱熹到武夷山，讲习于水帘洞处。刘氏为游览之便，曾在下梅置田200亩，设歇马庄。刘氏族人刘中还建水帘讲堂(或称瑞樟书院)。武夷山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给朱熹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朱熹在任职同安县主簿归来奉祠家居十几年中，又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潜心著述和讲学。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来访时，在寒泉精舍共商编订《近思录》，完成后邀诸友同游武夷山，曾刻石留念。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被调离刚任职一年的提举两浙江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迁台州主管崇道观，实际是贬回武夷山。朱熹即在武夷山大隐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朱熹亲自擘画，“使弟子具畚锸，集瓦木，率相成之”，当年四月即告完工。
据史料记载，武夷精舍面溪背山，占地三亩许，在隐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间，名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谓“隐求室”，朱熹的住所；右为“止宿寮”，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坞，以石累为“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外有墙门，匾额“武夷精舍”。朱熹自记称：“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朱文公文集·武夷精舍杂咏诗序》)
武夷精舍完全由朱熹亲自筹措，门人弟子自己动手，不靠任何官府资助而成。可以看做是朱熹在刚刚复兴白鹿洞书院两年后的又一影响巨大的举措。
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讲学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理学著述，如：《易学启蒙》、《小学》、《中庸或问》、《中庸章句》等。
朱熹去世后，武夷精舍作为家塾式书院，由其子朱在、其孙朱鉴相继“葺而广之”。监司潘友文、彭方尚拨公田以赡学者。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知县陈樵子和熊蒙正、詹枢云等对其进行重建，扩大其规模，更名为书院。景定年间(公元1260—1264年)朝廷设山长以教邑士，理宗赐匾额。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程若庸任武夷书院山长。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朝廷命有司再次扩建屋舍，建古心堂，并更名为紫阳书院。之后不少学者来此或就近筑室建堂，读书讲学，如：游九言、刘瀹〔yue月〕、蔡沈、蔡抗、熊禾等。武夷山遂成为理学名山，闽北一带成为南宋书院比较集中之地，有“道南理窟”之誉。
竹林精舍
竹林精舍在建阳县城西五里。早年朱熹之父朱松“爱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朱熹晚年念先父之志，欲定居于此。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离漳州之任回建阳，在原考亭买旧屋，重加修缮，构筑新居，宅旁建一藏书楼。不久，朱熹调赴潭州之任。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朱熹离任归里，在藏书楼之东建竹林精舍，为居家讲学之所。
竹林精舍成为朱熹晚年聚徒讲学之所，其门人高足多聚此讲论。《朱子年谱》称：“先生晚归，学者甚众，至是精舍落成。”朱熹在竹林精舍仍沿用《白鹿洞书院揭示》。他身处逆境，不忘著述、授徒，讲学不息，学生远自川蜀，慕名来学。朱熹去世后，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赐额竹林精舍改名“考亭书院”。
由上可见，朱熹一生始终关注书院教育，利用一切机会从事书院教育的实践。创办书院，以书院为基地研究理学、培养人才成为朱熹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也因此，朱熹与南宋书院的勃兴关系至为密切。
(3)朱门弟子与南宋书院
朱熹的门人弟子众多，有姓名可考者达数百人。许多人为传播朱熹的思想学说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他们是南宋中后期书院蓬勃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黄榦与书院教育
黄榦为朱熹首批弟子之一，追随朱熹20余年，“闻其言论，观其举指”，坚守师说，始终不二。他通过书院传播朱学，对南宋书院的勃兴有重要影响。他在闽赣地区建多所书院。如：龟峰精舍在建阳城内，后改为环峰精舍。嘉定间，黄榦在此讲学著述。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其子曾对精舍加以修整扩建。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赐环峰书院额，并诏立祭田。又如：潭溪精舍在建阳崇奉里。淳熙十六年(公元1190年)黄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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