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无以为人矣。”
b “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父子、君臣，人伦之首，故为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则不孝则不能忠……事君不忠，皆源于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节，于此二者一有缺焉，则不足以立身。”
c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三者修身、应事、接物之要。人之处世，忠孝固其大节，然不能不应事，不能不接物。临事贵乎不忽，待人贵乎尽己。应事接物各得其道，则于事无失，于物无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
d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五者穷理力行之目。”“学、问、思、辨乃穷理之事。为其穷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功夫实在于此。盖不穷理无以知其事之当然，不力行则无以遂其志之决然。虽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穷理为先。穷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则一言而足。盖修身，穷理之功为多，而力行则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穷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应事接物，未有不尽其情矣。”
陈文蔚明确指出，他所拟订的学规正是依据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而略加发挥而成。他说：“近世学规朱先生揭之于白鹿洞书院已尽之矣。今撮其绪余以告来学之朋友，便知立身之大节，修为之次第……如右数条当相与共守之。”(《陈克斋集》)
在朱熹门人中，将朱熹有关书院教育的思想和经验，付诸实践，并有所发挥者，陈文蔚之表现最为突出。
浙东朱门弟子与书院教育
浙东一带陆九渊门人弟子为众，传播较广。朱熹门人也颇有影响。著名者有辅广、陈埴〔zhi直〕、杜煜等人。
辅广，曾从吕祖谦学，后又入朱熹门下，曾亲赴武夷山三月而返。奉祠归里，建傅贻书院于浯溪，以传习朱学为己任。
陈埴，先师叶适，后师朱熹。主讲于明道书院，并任山长。虽宗朱学，又杂有陆学。
杜煜，师事朱熹10余年。与其弟杜知仁同学于石墪。石墪曾建观澜书院于临海，传播朱学。
南康军朱门弟子与书院教育
朱熹任南康军守，复兴白鹿洞书院，南康地区，朱熹门人不少，也多建书院或讲学于书院之中。
彭蠡〔li离〕，朱熹守南康时，曾经亲自面出疑义，向朱熹问难质难，得辨析甚精之教。晚年于南康军都昌县立石潭精舍，聚徒讲学，名盛四方。
冯椅，受业朱熹于白鹿洞书院，退居故里，著述讲学。长子冯去非，次子冯去疾，皆建书院，隐居读书讲学。
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有吕氏五兄弟，同游朱熹之门，学成隐居不仕，建乡山书院读书讲学，号称“朱门五贤一家”。吕炎、吕焘还会同周模、蔡念成、余宋杰、胡泳、李燔等人，联合众多朱门弟子在康郡庐组成“联讲会”。惟先生书是读，每季集会一次，到期集于主持者之家，往复问难，相告以善，有过失规正之，岁月寝久不少患，集中来会者常十七八人。这是有书院讲会形式开端，至明代发展成书院讲学的主要形式。
上述材料，充分表明，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勃兴，影响极大，不仅自己创建书院，复兴白鹿洞书院，而且他的门人弟子也在各地广建书院。南宋时期，江西、福建、浙江书院繁多，特别是江西、福建的书院大多与朱熹及其门人弟子热心创办有关。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