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朱文公文集》
《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南宋书院的统一学规，而且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各类官学也“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白鹿洞书院也名声大振，并进一步强化了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
其二，朱熹亲自主持、主讲白鹿洞书院。并聘请名流学者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使书院讲学的特色更为突出、鲜明。
书院教学突出地体现出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不再重复传统经学教学的旧模式，不以章句训诂、名物考证、文辞声韵的雕凿为主旨，而是究明义理，求得德行道艺之实。将理学研究的成果变成书院讲授的内容。汇集了朱熹毕生研究成果的《四书集注》，正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边讲授、边修订的。《中庸首章》、《大学或问》、《论孟精义》即是朱熹理学研究与白鹿洞书院讲堂讲义融为一体的结晶。朱熹讲学并非逐经按班讲授，而是经过整理、诠释、归纳成讲义，特别强调将研究所得以讲义、笔札、语录等方式传授给学生。
书院教学重视质疑问难，讨论争辩。朱熹一向提倡读书要有疑，疑渐渐解方是进步。在教学中鼓励、引导学生发现疑难，经过讨论、争辩，解除疑难。所以质疑问难，讨论争辩贯穿整个书院教学的全过程。据记载，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质疑问难、讨论争辩成为白鹿洞书院讲学的特色，也成为南宋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为后世书院所遵循沿用。明代王阳明曾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清代仍沿此传统，“每日升堂会讲，主洞官先讲，或诸生复讲，最后有疑者，以次升问，即问即答”。
书院教学强调学生自学读书。朱熹认为学问靠自己积累，义理靠自己探索，教师只能做个“引路的人”，只能起到“示之于始，正之于终”的作用。不能代替学生自学。他反复强调：“读书是自己读书，为学是自己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他把学习比喻为饮食：“不能只待别人理会，安放自家口里。”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朱熹的倡导下，以自学读书为主的书院教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
书院讲学实行开放式。白鹿洞书院的教学除朱熹本人亲自主讲及本院教师讲授外，还邀请院外名流来院讲学。听讲者除本院师生外，非本院人士也可前来听讲。不同学派的学者也可同在书院讲学，以便引起争辩，促进学术的交流。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展开过公开的学术论争。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即白鹿洞书院刚刚修复之时，朱熹竟亲自诚恳邀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也高兴地接受邀请，在白鹿洞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勉励师生“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不要“惟官资尊卑，禄廪厚薄是计”，要“专志乎义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并盛赞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之举，是“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甚笃矣”。朱熹深受感动，一再表示：“熹当与诸君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赞赏陆九渊“说得这义利分明”，“今人见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 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陆象山年谱》)。朱熹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永存，以警学者。据后人记载：“陆子静(九渊)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听讲者达千人之众，其中还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书院教学开放性的有力证明。此外，朱熹得意弟子和女婿黄榦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子云集”。
正是由于朱熹尽全力复兴白鹿洞书院，倾心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和管理，使白鹿洞书院名声大振，影响剧增，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
(2)朱熹亲自创建书院
朱熹不仅热心修复原有的书院，而且亲自创建书院，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
寒泉精舍
寒泉精舍在闽北建阳县城西20余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为“寒泉坞”。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朱熹母亲祝氏病卒，葬于此。朱熹返里守墓，在墓旁筑室，匾额为“寒泉精舍”。
朱熹在寒泉精舍边著述，边讲学，又会友聚徒，前后达八年之久。
据朱子年谱记载，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一批重要的理学著作，如：《家礼》、《论孟精义》、《通鉴纲目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