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僧人所建，未免不符事实，有失公允。指出：
予读此，甚善二僧之用心与予同。读者乃笑之，若谓此碑为不足存。嗟呼！白鹿洞诸书院，经近世诸大贤主张扶植，必推本其初，为何人所居，出何时之意，后虽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没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于彼时，同时有位与力过二僧者何限！彼不为此举，而此为之，岂不可大嘉哉！独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为公也已！(《巽斋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岳麓书院在早期曾与佛寺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说明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曾借鉴和吸收了佛寺的某些经验。这一史料得以保存并得到公正的评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书院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宋初，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彭城人刘嶅〔ao敖〕倡议在僧人原有书舍的基础上创建书院，由潭州知州朱洞和潭州通判孙逢吉率地方公众共成其事。建讲堂五间，斋舍52间，并建祭祀先师先贤的祠宇，集聚一批图书，广招生徒，开展讲学。形成了藏书、祭祀、讲学功能齐全的书院教育组织。据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称：自此数十载，“教化大洽，学者皆振振雅训，行艺修好，庶几乎古”(《止斋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其后，曾因热心书院教育的地方官员去职，其政“不嗣”，“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生徒逃逸，六籍散失，藏书、祭祀、讲学遂不能继，书院又陷于荒圮。
咸平元年(公年)李允则知潭州，次年又着手修复岳麓书院，“敞门屋”，“揭书楼”，“辟水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岳麓书院，并修孔子庙堂。选派行义著称的周式任山长，生徒达60余人。又寻到朱洞、孙逢吉的“故书”，改善和充实了藏书条件，岳麓书院又得新生。据王禹偁〔g撑〕记称：岳麓书院修复后，“使里人有必葺〔qi汽〕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小畜集》)。说明岳麓书院当时在弘扬和传播儒家文化，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知州刘师道根据山长周式的请求，批准进一步扩充书院规模。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于便殿亲自召见山长周式，面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之职。仍使其归掌岳麓书院，又因旧名“赐额”，“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登其堂受其教者，“相继不绝”，生徒达“数百人”。
岳麓书院历经地方官员集公众之力多次修葺，又得到朝廷的支持，于是闻名天下，并发展成为湖湘一带的文化教育中心，被誉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之地历来人文荟萃，实得益于岳麓书院及由岳麓书院带动起来的湖南多所书院。
(3)应天府(睢阳)书院
应天府(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县西北隅。原为名儒戚同文的旧居。
戚同文从师于名儒杨慤〔que却〕。杨慤长期在将军赵直家馆任教。杨慤去世后，戚同文继其事。赵直为感谢杨、戚师生，特加礼待，为筑室聚徒，奠定了应天府(睢阳)书院的初步基础。或者说，应天府(睢阳)书院是由私人家馆发展而成的。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出资300万钱，就戚同文旧学舍之地重建学舍，建屋150间，聚书1500册，广集生徒，讲学其中，声名弥盛。应天府将其事迹上奏朝廷。宋真宗诏令“以曹诚为府学教授”，“令同文孙舜宾主书院之事”，并赐应天府书院额。太常博士王渎掌其教，职方员外郎张吉甫领其纲。应天府书院正式得名。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故应天府书院又被称为睢阳书院。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应天府改为南京，应天府书院也改称南京学舍，或南京书院。
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府知府、枢密直学士李及奏称：“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甚”，“欲望于发解进士名额之外，呈请增解额三人”。这是书院单独申请参加科举考试报名资格的最早纪录。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南京应天府留守晏殊聘范仲淹掌教书院。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为应天府书院置讲授官一员。此职似为朝廷命官，应天府书院逐渐演变成官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南京留守夏竦〔song耸〕重修南京夫子庙，奏请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学，拨官田40顷，以供束脩、膏火、修缮、祭祀之用。应天府书院正式变成了官学。
应天府书院由私人家馆发展成私人讲学的书院，又逐步演变成为官学，这也是宋初书院发展的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形态。
(4)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南麓太室山下，原为道教太一宫旧址。五代后周时建书院，称太乙书院。
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年)七月，赐“太室书院”额，并赐国子监印本“九经”藏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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