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章开沅回忆：1948年前后，“金大中共地下党员根据教会学校的特点，利用基督教团契的形式来团结、教育有进步倾向的同学。我曾参加的是‘爝火团契’，主要由金大和金女大历史系学生组成，具体负责联络这个小团体的是地下党员曾宪洛。团契活动一般是举办读书会，共同阅读进步书刊并交流心得。记得我们有一大皮箱书籍，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以及延安出版的毛边纸《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
大约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期，由于曾宪洛的家庭出身问题，被组织上“劝退”（勒令退党），自此曾宪洛失去了党籍。他本人自视一贯追求中共，仅因“出身不好”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而横遭打击，情绪大坏，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到了1957年6月，曾宪洛和好友肖亦五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江南草》的刊物，撰写一些政论文章，8月即被报章点名批判，曾宪洛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斗围攻，继之被放逐到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曾宪洛难以忍受劳改农场的非人生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晚翻越围墙铁网，潜逃回南京，并翻墙进入陈方恪家。陈方恪是陈寅恪的七弟，属陈氏家族兄弟中唯一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文人，精通版本之学，时正在南京任《江海学刊》编辑，专门审读文史方面的稿件。陈家与曾家有“三世之交”，此时陈方恪见曾宪洛深夜潜入，先是大惊，待问明情况后，顿觉事关重大，劝其千万不能逃跑，要他继续回农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但自此以后，曾宪洛下落不明，死活不知。一直把曾宪洛当儿子看待的曾昭燏得知此消息，精神大受刺激，忧伤悲痛不能自制。
1962年3月，曾昭燏最敬重的恩师、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带几个学生到夫子庙吃馆子，回来后中风不治去世，对曾的精神再度给予重击。胡氏在南京乃至全国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曾氏终生服膺。胡生前还兼任南京博物院顾问，在南唐二陵发掘时，曾昭燏专门请其去一道勘察，后又请他为南博工作人员作《中国文字与书法》系列讲座。曾氏一些重要文章。如《关于沂南画像石古墓年代的讨论》、《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都是由胡小石审读后才公开发表的。学术是曾昭燏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如今突然少了一位能与之探讨学问、真心交流的师长，黯然神伤之情不言而喻。
曾昭燏一生未婚，自然免不了背后有人议论与猜测，特别是在单身主义尚不能为大众理解的愚昧年代，更有不怀好意者以“小人之心”在曾氏师生与同事和她的秘书之间妄意揣度，说曾氏与某某有男女关系，且所列男人有四五人之多，致使曾昭燏又平添了一份苦恼。而这个苦恼不只是一个人对婚姻的选择不被理解，在政治与“生活作风”问题无孔不入的恶劣环境中，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染上各种颜色而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每当面对一些不知好歹者刨根问底式的探询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与笑意，曾昭燏便从心底里涌出一种腻味不堪又无可言解的苦痛。当曾昭燏命殒几十年后，有研究者循着曾氏的生命轨迹细加考察推研，才发现她的独身主义理念与她对社会苦难的认识与感悟，以及家庭背景、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有着重大关系。对于此点，曾昭燏生前曾有过流露，她说：童年在家乡的时候“亲眼看到许多中年母亲，带着一群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孩子，向大户人家乞讨，哀声叫‘老爷太太做好事’，叫了一整日，得不到一点残羹冷饭……还听说一个贫家的女儿，业已定了人家，就要过门，被个地主抢去做小，过了一年多，生了个儿子，大太太嫉妒，用绣花剪刀把她的喉管剪断，她死了，她娘家忍气吞声，不敢打官司。”又说：“我有位表嫂，为着和小叔子说了几句话，被丈夫看见了，说她和小叔子不正当，用门杠把她打得头青目肿，遍体鳞伤，还罚她跪了一夜。我那时就想：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多不平的事？”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的悲惨生活在曾昭燏幼小的心灵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当她到长沙读中学的时候，“所看见、所听见的，还是这类事，女学生的命运并不比农村妇女好多少。某女校一个学生，长得很漂亮，功课又好，被一个军阀看中了，强要娶她做第九个姨太太，她和她父母抱着哭了几天，最后还是被迫上了轿，从此过着玩物般的生活，羞愧得不敢和同学们见面”。又说：在抗战前后的重庆和南京，“亲眼看到许多机关的女职员，打扮得妖妖艳艳，来讨上司的欢心，甘受‘花瓶’的称号而不辞。一些公务人员，为着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想升官发财，让自己的太太穿得花花绿绿，到大官们的公馆里去陪着打牌跳舞”。面对这样一种生活状况和态势，曾氏感到的只有厌恶与憎恨，心情沉重，“甚至有些恐怖”。这种感受使她对女人自身命运生感到一种心底的悲凉，而对婚姻的美好幻想也渐渐被这惨痛的事实与乌烟瘴气的社会生活场景所消融。
以上所见所闻所感，只是在曾氏心中留下了巨大阴影，还不能说就是她抱定独身主义的全部，促使她作出这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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