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时代潮流的推波助澜。
曾昭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转型时期，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并欲在经济上独立，摆脱男人的束缚，不靠男人供养且同男子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也就是鲁迅所倡导的“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而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婚姻则被视为一大障碍，女性一旦结婚就如同进入坟墓，葬送一生的追求与幸福。在这股大潮推涌下，曾昭燏认识并接受了这种理念，认为不少女子结婚后整天忙于家务，埋没了她们的聪明才智，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决心不结婚，过自己的独身生活。据可考的材料显示，这个念头自她在长沙艺芳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产生了，并与她的家族背景和受的教育紧密相连。
就曾氏家族成员而言，曾昭燏的二妹，也就是林巧稚的那位得意门生，后来出任北京市第三医院院长的曾昭懿，同样终身未婚。曾执掌长沙艺芳学校的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均终身未婚，直到赴台湾之后，二人仍相依为命。曾宝荪曾对自己终身未婚解释说：“一个人结婚，顶多只能教育三五个子女……如果献身教育，却可以教育千千百百人。”曾宝荪的本家曾宝菡为了献身事业，与她的同辈曾宝荪一样，也是终身未婚，后来领养姐姐宝荷的养女富生，待富生长大成人，又是终身未婚。独身主义似乎成了曾氏家族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这种情结不只是曾家所独有，当时社会上已不罕见，比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等，皆是终身未婚的独身学者。而上述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自都有教会学校的背景，或干脆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在这种精神洗礼下，这些女性不但对婚姻不以为然，反而视婚姻为人生事业的羁绊。吴贻芳当年有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之心志。深受基督精神熏染与启示的曾昭燏，同样以这种精神和人生态度为楷模，把事业当做心灵的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所在。曾宝荪也怀揣与吴贻芳相同的观点，并亲口对曾昭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结婚就只能服务几个人，不结婚却可以服务无数人。”——这一切内在与外在的情感纠结，便是曾昭燏独身主义观念形成的线索与终身未婚的缘由。
与这个缘由相伴的，还有一个与曾昭燏有关的不太为人知的小小插曲，即抗战时期，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俩随父避居香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姐弟俩随父逃出香港回到湖南湘乡荷叶塘老家居住。1944年，族人推举曾约农主持对曾氏家族族谱进行第五次拾遗补阙的修订。时日寇侵凌湖南，“风声鹤唳，弹雨枪林”，然而，曾约农欣然应约受命，全力整理家族档案和族谱，虽兵荒马乱，“未曾少息，不辞辛苦，欣欣然以谱为乐”。1946年修成付梓，简名为《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是谱十九卷，首一卷，三省堂木刻活字本，是湘乡曾氏家族历修族谱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谱中除通常收录历修序、跋外，在“褒颂”目内收录了清朝皇帝给曾国藩及其兄弟和儿子纪泽的御制匾额、恩诏、御制祭文、碑文；在“祖训”目内收录了“文正公遗训”；在“传志”目内收录了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国荃等人写的墓表、寿序、祭文、传略；在“典制”目内，收录了大量的有关条规、契据等资料，曾宝荪还专门为此撰写了跋语，从而使这部族谱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得到了全面提升，成为中国谱谍文化和曾氏家族人物以及湘乡乃至湖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打破了民间以往私修家谱的惯例，准允女子入谱。过去中国的家谱、族谱，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没有名字，只以×氏或××氏相称。在曾约农所主修的族谱“凡例”中规定“女子不字，且经亲支公认，有承嗣权者，得照男丁例提行”，算是开了湖南家谱乃至全国有女子入谱的先声。但毕竟受历史与风俗的局限，虽开风气之先，也有保留，只有“不字”女子才可，也就是终身未嫁的女子才有资格入谱。因此，谱内有曾宝荪、曾宝菡等名字“照男丁例提行”入谱。在谱中“传赞”目内有曾昭燏写的“家祭文”，不知为什么她的名字未上族谱。或许家人认为当时这位只有三十六七岁的曾大小姐，还有结婚生子的机会，想不到曾昭燏竟是终身未婚。
在曾昭燏生命的后期，湘乡荷叶塘曾氏长辈便让曾昭燏从小一手带大的侄孙曾宁（曾宪洛之子）称呼曾昭燏“爷爷”。曾宁说：“因她终身未婚，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风俗习惯，家里人叫我喊她‘爷爷’。据说爷爷出生时有算命先生来，说爷爷命中缺‘火’，故而家里长辈为其取名‘昭燏’。”曾宁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真正的内情。类似晚辈喊未婚女性为“爷爷”之事，并不是湖南的风俗习惯，可能是曾氏家族的规矩，且这个规矩应始自曾约农主持修订族谱之时。作为“不字”女性的曾昭燏当年未列入族谱中，而几年之后曾氏家族的族谱，又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变天账”、“封资修”和“反革命的铁证”予以查抄，在新的政权统治下，继续家谱已无可能，也就只能以男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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