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的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得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自此之后，曾氏开始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当中共提出要“完成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时，曾昭燏立即按“上边”的要求，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番五次地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对方“弃暗投明”，赶快想法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重新投到人民的怀抱，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云云。身在广播室的曾昭燏心中明白，当局之所以选她出来对台广播，并不是因为她的北京或南京官话说得地道，也并不是她的官帽子足以震慑台湾群僚，实在是因为她的家族有许多重要亲友云集台湾。这些直系亲属又与国民党许多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曾昭楣，夫婿是谭延闿的公子谭季甫，而谭季甫的妹妹谭祥则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陈诚之妻。曾昭燏二嫂俞大絪虽留在北大西语系继续任教，但她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姊、傅斯年之妻俞大綵的姐姐。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令当局对曾昭燏格外看重又放心不下，她必须如实交代且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遥想当年，曾昭楣就读于西南联大时，其母于1939年冬在昆明惠滇医院病世，当时正在大理与吴金鼎、王介忱组织考古发掘的曾昭燏，于11月23日得到消息，她在当天的日记中载：“下午归，连接二电报一为母亲病重，一为母亲弃养，晴天霹雳，梦寐未曾想到！！！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26日，曾昭燏赶回昆明，与亲友相见，“惟有痛哭而已”。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曾昭燏对两个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妹昭鳞、四妹昭楣主动承担起关爱的责任。对此，曾昭楣回忆说：母亲去世后，“燏姐待我，姐兼母职，自己节衣缩食，每月汇我用费从不间断，如昆明有轰炸，必从大理来信问讯，真是无微不至，直至我婚后”。正是这种亦姐亦母的双重身份，曾昭燏才当仁不让地插手妹妹的婚事并产生了影响。
关于四妹曾昭楣的婚事，曾昭燏在《自传》中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她在重庆和刚从欧洲回来的谭季甫订了婚。谭是曾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儿子，当时为经济部次长谭伯羽的亲弟，当时为国防部部长陈诚的妻弟。那时我正在从川西李庄来到重庆，昭楣和ib.谭季甫已经相好了，我对于这段婚姻没有反对，而且在他们订婚以后，我促成他们在10月结了婚。”事实上，对于这门婚事，曾昭燏不但没有反对，还做了一些牵线撮合的工作。据俞大缜女儿彭鸿远口述，曾昭楣与谭季甫之婚姻，曾昭燏出力甚大，因“我的母亲俞大缜与陈诚妻，即谭家的女儿关系极好”。通过俞大缜与陈诚之妻牵线，曾昭楣与谭季甫接上了火。曾昭燏闻讯后，对这门亲事极表赞成，再度添柴加油，使这对年轻恋人的欲望之火越烧越旺，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姐姐的曾昭燏为何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她在《自传》中有如下交代：
谭季甫是在国外学了14年冶金的工程师，学问和技术总是不存在问题的，人又老实，昭楣嫁给他，总算有个依靠……昭楣到他家去，不至大吃苦，关于谭家与陈诚的亲戚关系我也想过。我认为陈诚在国民党军人中是一个比较廉洁的人。没有旧军阀那许多坏习惯，昭楣在那里，不会学坏的。而且这时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对国共和谈还抱着很多的幻想，认为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之下，这个仗打不起来。再退一步想，便是打起来也是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好在谭季甫是技术人员，不一定靠亲戚吃饭……我还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对于妹妹只是溺爱，只希望她嫁个有钱有本事的丈夫，可以享福。
曾昭燏自以为当年管不了的“国家大事”，如今像一把利剑落到自己头上，且非让她表态“管一管”。她必须硬挺着身子表明立场，且在对台湾亲友的公开政治表态和广播讲话中，显得异常激烈，势如冰炭甚至仇寇，如此方能过关。曾昭燏这样做了，且做得还算令当局满意，因而尚未引来大的麻烦。令她想不到是，按倒葫芦起来瓢，海外的亲属刚刚按住，国内的亲属却接二连三的“出事”，痛苦与恐慌随之加深、加重。
1957年，曾昭燏最敬重的二哥曾昭抡因提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被打成右派，同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发配到武汉大学接受监督改造。两年之后的1960年，曾昭抡身患网组织细胞癌和非典型白血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一不幸遭遇，除曾昭抡和夫人俞大絪，也给在南京的曾昭燏带来极大痛苦，而这种痛苦和焦虑才刚刚开始。
曾昭燏的大哥昭承赴台后，他的儿子曾宪洛随父赴台，后又回到南京迎接共产党解放。与胡适之子胡思杜不同的是，在四十年代末，就读于金陵大学的曾宪洛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并开始按中共的要求展开政治活动。据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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