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风气在社会上风行开来，人人都喜欢击剑，喜欢佩带宝剑，剑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每人都在腰间挂一口宝剑(《晋书·舆服志》)。虽然从汉代起，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却一点儿不像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许多文人墨客与剑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祖上在赵地就曾以传授剑术而驰名；东方朔15岁就学习击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年轻时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击剑。汉武帝时，勃海郡博学多文的儒士隽不疑，应邀去见一个大官，看门人要他解下佩剑，隽不疑十分坚决地回答道，剑是君子用以自卫的武备，不能解(《汉书·隽不疑传》)。陈寿写道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专门讲击剑方法的文章，据《汉书》记载，这样的文章有38篇，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东汉末年，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击剑家，这些人游走四方，传授剑术。如在汉桓帝和汉灵帝年间(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阳城，一个叫王越的剑师就十分有名，教过不少徒弟。
图2 击刺画像砖
射箭在汉代的战争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长达百年的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涌现出大批的神箭手，留下许多神箭手的传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广射虎”。李广是汉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人称“飞将军”，有一身的好武艺，他身材高大，双臂颀长，天生是一个神射手的材料。李广对射箭有着特别的爱好，平时呐口少言，一有空不是在地上勾画战阵，就是练习射箭，经常以射箭比赛作为军旅的娱乐活动，练出了一身超群的射箭技艺。有一次，李广在夜间巡逻，看到草丛中蜷伏着一个黑影，以为是一只老虎，便张弓一箭射去，天亮后一看，原来是一块巨石，李广的箭，连同箭尾的羽毛都深深地射进这块石头(《汉书·李广苏建传》)。在夜间射得这样准确已十分不易，将箭射入坚硬的石头，更是需要超人的神力。由于射箭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西汉专门设立了掌管射箭训练的一种官职——“射声校尉”。这一时期论述射箭方法和理论的著作也出现了，如：《逢门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汉书·艺文志》)
三国(公元220—265年)、两晋(公元265—420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战乱一个接着一个，社会处于不断的动荡中。人们生死无常，社会地位变化迅速。今天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今日荣华富贵，明日就可能一贫如洗。这种社会状况对武术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特别是两晋时士族阶层及时行乐、腐化堕落的思想泛滥，使得文弱的风气流行开来，妨碍了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长期战乱的环境中，谁有军事实力，谁就能称王称霸，因此提高了武艺的重要性。再加上骁勇的北方各民族逐鹿中原，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丰富了武术文化，这又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三国时，魏(公元220—265年)、蜀(公元221—263年)、吴(公元222—280年)的三个开国雄主都有出众的武艺。曹操不仅自己膂力过人，弯弓能射飞鸟，下马能擒猛兽(《三国志·魏书》)，而且鼓励他的儿子们用心习武。曹操赠给他的四个儿子每人一把宝刀，要他们注意武艺练习。他的大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魏文帝曹丕，武技十分高明。曹丕从小就跟过许多老师学剑。后来跟剑术家王越的弟子史阿学，掌握了十分高明的剑术。在一次酒宴上，曹丕与部属们在一起饮酒闲谈，奋威将军邓展也在席间。曹丕早就听说邓展武艺高强，通晓各种兵器，还有空手夺刀的本领，于是就与邓展谈起了剑术。听了邓展的议论后，曹丕说：“我过去也喜欢剑术，而且得到过名师的指点，我认为邓将军的主张是不对的。”邓展不服，要求当下就比试比试。这时，正好大家正在吃甘蔗，就以甘蔗为剑，两个人下殿交起手来。曹丕的技艺果然高明，一连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观看的人哄堂大笑。邓展还是不服，曹丕故意说道：“我的剑法虽然很快，但是只能击中对方的手臂，难以击中对方的面部。”邓展不知是计，信以为真，要求再试一次。这一次，曹丕做出要深入击刺的姿势，邓展就向曹丕的中部袭来，不料，曹丕却敏捷地向后一撤闪过，举臂一挥，正中邓展的额头，大家都惊叹不已。(曹丕《典论·自序》)
蜀国的刘备，武艺虽没有他的五虎将那样高超，一副双刀却也用得相当精熟。吴国的孙权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在一次打猎中，骑的马被老虎咬伤，勇武的孙权，毫无惧色，掷出双戟将虎杀死。(《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在习武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方先后有匈奴、羯〔jie竭〕、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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