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是运用药物治病的一个医学上的飞跃。它是在我们祖先长期积累的药物学知识的基础上，逐步成熟的。汤剂是中医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汤剂的出现是我国药物史上的一大发明，据考商代初期就已运用汤剂治病。在出土文物中发现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调器具已较精致，商代，饮食器皿多为铜制，这一切就为煎煮药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礼记·曲礼》谓：“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长桑君授禁方与扁鹊。”“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以八减之剂和煮之。”另外，公元前3世纪周朝末叶遗留的文物“流沙坠简”上，就载有治疗马伤的方剂。可见汤剂始于商初是可信的，《甲乙经·序》说：“伊尹以亚圣之才，选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至周朝时，复方汤剂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了。
随着历史的演进，古代医学家在自己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研制出治疗各种病症的方剂。不同的学术流派又有不同风格的代表方剂。以至中医方剂的数目与日俱增，而历代名方也一直有效地运用于临证实践。
方剂不同于单位药的运用，它根据病证的不同，将药物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有机的组合，使药效充分发挥，并减少药物的毒性与峻烈之性。临床运用中有汤、丸、散、膏、酒剂等不同剂型。其中汤剂最能灵活地加减药物，有吸收快，疗效好的特点，因而数千年来一直被医者所喜用。
方剂学的内容极其丰富，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方剂学的理论与古代重要方书。
(1)方剂的组成原则
方剂并非多味药的简单堆砌，它的组合是有一定的原则的。《内经》已奠定了方剂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了制方的原则，第一，组方是以病证为根据；第二，具体方药的配伍，决定于治法的确立；第三，制方的适宜与否，主要看对药性四气五味的配伍是否恰当。同时该篇首倡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即：“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药是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以加强其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有佐助、反佐及制约毒性及峻烈之性的作用；使药具有引经和调和诸药的作用。通过君、臣、佐、使的有机组合，才能发挥方剂的最佳效果。
(2)方剂分类的演变
方剂数目繁多，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历代医家很重视方剂分类的研究。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书中提出大、小、奇、偶、缓、急、复，这一“七方”分类法。
“十剂”分类法始于北齐徐之才。徐之才，字士茂。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徐家自徐熙始八世名医，子孙活跃于黄河以南，大江南北，历刘宋、南齐、北魏、北齐，出入宫廷，为王室及显贵诊治，屡获奇效，并为后世留下大批医学著作。徐之才为徐家第六代，对天文学、医学素养很深，著述很多，所创“十剂”对药物及方剂按功用分类很有贡献。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ib.、燥、湿，“宣可去雍，生姜、橘皮之属是也；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葶苈〔tingli亭历〕、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这是方剂最早的功能分类法。其后历代医家又有发展。
继“十剂”之后，宋代寇宗奭增寒、热二剂，而为“十二剂”。明代缪仲淳又增升、降二剂，而为“十四剂”。张景岳则认为“方宜从简”，提出了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八阵”分类法。
至清，程钟龄提出汗、吐、下、和、清、温、消、补这一八法统方的分类法。汪昂在《医方集解》中，用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疾、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二十一剂”归纳众方。近代多从之而略有出入。
还有按病症分类的方书，最早的是《五十二病方》，其后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明代的《普济方》等都是按病症分类方剂的代表作。
以上诸种分类法各有所长，但经临床实践，以汪昂的“二十一剂”分类法较为全面，并切合临床实用，为后世所推崇。
(3)古代著名方书简介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经方11家，274卷。据《汉书·艺文志》成书始末，可推知这些方书多为先秦遗作，遗憾的是均早已亡佚。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方书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原无书名，撰者不详)，据考约为春秋战国时作品。全书15000余字，记述52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现能辨识的医方有280余首，所载病名已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所用剂型，已反映出丸、汤、散、膏各种，方剂组成大多二味药以上。除内服法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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