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传，所以一个时期曾称为纪表志传体。因为表和志比较难做，从《后汉书》和《三国志》开始，有些史书缺略了这两部分。又因为纪和传本来就比较重要，不可缺少，后世于是干脆称之为纪传体。纪传体史书记叙了封建社会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各体的命名和地位高低，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这是纪传体史书能被封建统治者颁定为正史的根本原因。
《史记》书中有许多“太史公曰”。后人将放在一篇之前的叫“序”，放在一篇之尾的叫“赞”，夹在一篇之中的叫“论”。这是司马迁仿《左传》“君子曰”而创造的一种史论形式。其内容丰富多彩，或画龙点睛，阐明一篇之主旨；或自叙见闻，讲清取材的原则；有时直抒胸臆，宣泄对人物的爱憎褒贬；有时议论古今，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笔势纵横，不拘一格，给《史记》增添了一层生动活泼的理论色彩。后代史家虽然人人效法他撰述史论，却远没有他那样的识鉴与文采。
《史记》是一部取材广泛采择审慎的实录，其史料来源是非常丰富的，既有古代文献典籍，例如《尚书》、《春秋》、《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之书；也有国家档案文书，如牒记、春秋历谱牒、列封、功令等。除了文字资料以外，还有许多实地调查访问的材料，包括文物古迹、石刻碑文、宫室器物、古人图像、历史传说以及当世见闻。司马迁写历史，重视详近略远，详今略古。许多近代当代的史事，司马迁得之于亲见亲闻，如“吾闻冯王孙曰……”(《赵世家》赞)，“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李将军列传》赞)。书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增加了《史记》的真实性、亲切感。《史记》还采录了许多歌谣诗赋、俗谚俚语，例如“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列传》赞)“鄙语云：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赞)“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魏其武安侯列传》)这些材料，不仅真实，而且生动。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史料汇聚在一起，既有经传典籍，又有档案资料；既有官方记录，又有民间口碑；既有文字材料，又有实物依据；既有文人士夫之雅言，又有街头巷尾之俚语；既有古史传说，又有当今见闻。作者如果没有下一番甄别考订剪裁熔铸的功夫，是难以驾驭取舍运用自如的。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采取了极其审慎的科学态度。对于远古的传说，他要“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赞)。“六艺”是古代儒家的经典。这就是说，传说要有古代文献的印证才可以相信。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作依据，他宁可不讲。《五帝本纪》关于黄帝的记载，就是反复斟酌以后，他才“择其言尤雅者”写进书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足，有些史实有残缺，或者存在不同的说法，一时难以确定是非真伪。知道的他才讲；不知道的，他就空着不讲。靠得住的，他就讲靠得住；靠不住的，他就讲靠不住，决不自以为是地轻易下判断。这就是“阙〔que缺〕疑”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修史原则。《史记》书中，有时同一件事，本纪、列传、世家和年表，几个地方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可能属于作者疏忽，失于前后照应；有的则是因为史料来源不同，无法定其是非，只好并存不废，留待后人考证。这样做，倒比妄下判断强取一说要稳妥一些。
司马迁具有尊重历史实际的实录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记叙历史人物比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自远古到作者当世，3000多年间，各色人物何止千万！写谁不写谁，看重的是历史功过、影响大小，选择的是各类典型人物。《史记》所写人物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这与后世史家的泛泛罗列不同。同时司马迁善于以简洁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主要特征，例如项羽的勇猛豪爽，刘邦的机灵狡诈，范增的阴险，张良的善谋，萧何的稳重，韩信的多智，李广的善射，全都写得逼真传神。无论是封建皇帝，还是古圣先贤，在司马迁笔下，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史记》既颂扬其历史功绩，也暴露其罪恶或缺点，秉笔直书，毫不隐讳。例如对汉高祖刘邦，既写他深谋远虑，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又写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以及称帝后衣锦还乡的醉态，后来杀戮功臣的罪过等。不过，《史记》的写法比较灵活经济，往往在本篇之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方面，其他问题则分散在另外的篇章中。用这种“互见法”来写人，较便于集中笔墨，分清主次，节省篇幅。我们读《史记》时，也要用互见法，以一篇为主，注意将其他有关记叙搜罗齐备，才不致失于片面。《史记》写人，能够客观反映历史实际，不求全责备，不以偏概全，也不以成败论英雄。例如汉初三大功臣韩信、彭越、黥布，都以谋反罪被夷灭三族。刘邦死后，西汉王朝也没有人给这三个人平反，而司马迁却敢于为他们立传，历史地全面地记叙了他们一生的功过是非。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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