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发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战时期的美国“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袭击北京，远比“珍珠港事件”惨烈。
没有一种现代战争武器比空气中的病毒袭击更令人恐怖。
与SARS的厮杀，正是一场这样的决战。
“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岁，我还没有对象呢！我要活呀……”
一位花季的姑娘，从发热到确诊，从确诊到死亡，总共不到50小时。她离别人世时，那双无力的手一直拉着医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让救治她的医生们心如刀绞，不敢直面。
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继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被可恶的SARS夺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亲，天天在女儿、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这位母亲怀着对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儿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时间，女儿便死了，而且拉着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国。这些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天天在埋怨着那个曾经让她多么向往和敬爱的北京。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荣耀，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而北京本来也是个干净的城市，一个健康强壮的城市。
北京不该接受不公正的指责。
北京是无辜的。
但北京没有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袭击。
2003年3月1日，301医院
2003年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举世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这里召开，全市人民喜气洋洋地沉浸在一个特殊的春天里。谁也不曾想到，SARS在“两会”召开之前已悄悄潜入古都。
历史可以记住这个时间：2003年3月1日，苍天刚刚拉开自己的大幕，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SARS使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
“闺女，你咋样了？啊，吃点东西啊！不吃怎么能顶得住呢！”患者的母亲瞅着胸脯剧烈起伏的女儿，心如火焚。那是个56岁的母亲。此时她自己的体温已达39℃！
丈夫在一边焦虑地看着妻子和岳母大人的这一幕，找来医生，说：想法子让我岳母也住院吧！
医生一量体温：可不，烧着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阳心细，说你们家几个患者得的病跟广东、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状，得分隔住好些。其后，已经同样被SARS传染上的母亲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
与此同时，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从山西打电话说他也在发高烧，而且上医院输液几日后不见好转。父亲跟高烧在病榻上的女儿说，他也想上北京来治病。“那就赶快来吧！”女儿用微弱的力气对父亲说。
3月5日，父亲乘飞机抵达北京，然后直接进了302医院。
这一家人在北京汇合，其数量之多，令人惊慑：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岁多的儿子、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婶，加上女患者公司的两个伙计，以及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计14人！
此时，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发高烧外，于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继出现发烧。年轻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团团转，跟医院商量怎么办？
“我们301不是呼吸病专科医院，最好转到专科医院。302医院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强。”医生说。
也好，父亲已经进了302医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应。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护车。
就这样，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下，或被抬着、或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于3月6日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后来知道，302医院在没多长时间里就有十几个医务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同时由于院方及时组织对SARS的反击，也涌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亲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袭击中第一个死去的不幸者。
302医院紧张了，从有限的判断中他们感到这一家人患的病与正在广东、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于是向当地的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报告了，据说同时也报告了卫生部。丰台区CDC工作人员去了302医院，但无获而归。
此时正值“双会”召开之时，引起军方重视的病情，自然也使专司疾病预防的北京市“CDC”的高度关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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