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丰台区“CDC”的报告后，他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了有关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触。
受命此任的是年轻的北京市“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打的冷颤”
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后来参与了北京与SARS战役的所有前线战役，特别是三、四月份，沈壮和他的战友投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有我们肩并肩的照像和数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为证。说实话当时我不是心里没有顾虑，但我是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的写作有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动作。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本文发表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是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过向上级写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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