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是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迷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纪录。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那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当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
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待和示范着。自“抗非”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下巡”。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新问题后，他又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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