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行，然后乖乖地投入河中，就跟后来他的后继者约瑟夫·K被一个神秘的机构控诉有罪，就自愿被人绞死一样。这两个控诉、这两种负罪和这两次判刑之间的相似性暴露出卡夫卡作品中将隐私的家庭“极权主义”跟他的那些社会大视野的“极权主义”连在一起的延续性。
极权社会，尤其是在它的极端形式下，总有打破公众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界线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晦暗的权力，要求公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透明。这一没有秘密的生活的理想跟一个榜样式家庭的理想是一致的：在党或者国家面前，一个公民没有权利隐瞒任何东西，就像一个孩子在父亲或母亲面前没有隐私权。极权社会，在它们的宣传中，露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微笑：它们希望显得像是个“大家庭”一样。
人们经常说卡夫卡的小说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对集体、对与人接触的欲望；K这样失去了根的人好像只有一个目标：超越他那不幸的孤独。而这样一种解释不光是一种俗套，一种意义上的消减，而且还正好理解反了。
土地测量者K根本没有在寻求跟人接触，寻求他们的温暖，他不想跟萨特笔下的俄瑞斯忒斯一样成为“众人中的一员”；他不想被一个集体接受，而想被一个机构接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他必须放弃他的孤独。而这就是他的地狱：他永远都不是独自一人，从城堡派来的两个助手不断地跟随着他。他们观看了他跟弗莉达的第一次做爱，就坐在咖啡馆的柜台上，从上往下观看，而且从这一刻起，这两人就不离开他们的床了。
不是不幸的孤独，而是被侵犯的孤独，这才是卡夫卡的强迫症！
卡尔·罗斯曼不断被别人打扰：人家卖了他的衣服；人家拿走了他父母的惟一一张照片；在寝室中，在他的床边，男孩们在练拳击，而且时不时地有人摔到他的身上；两个流氓，罗宾逊与德拉马什，逼着他跟他们一起生活，因而肥胖的布露内尔妲的叹息声在他的睡梦中回响。
约瑟夫·K的故事也是以隐私遭到侵犯开始的：两个陌生的先生来到他床前拘捕他。从这一天起，他就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法庭追着他、观察他，跟他说话；他的私生活渐渐消失，被一直围捕着他的神秘机构吞没。
那些抒情的作家喜欢鼓吹消除秘密，鼓吹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他们意识不到他们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进程。极权主义的起点跟《审判》的开头是一样的：有人突然会到你床前来抓你。他们会走过来，就像你父亲、你母亲喜欢做的那样。
人们经常想，卡夫卡的小说是作者最个人、最隐私的内心冲突的投射，还是客观的“社会机器”的描绘。
卡夫卡式既不局限于隐私领域，也不局限于公众领域；它把它们两者包容在一起。公众世界是私人世界的镜子，而私人世界又折射着公众世界。
6
在谈到产生卡夫卡式现象的微观社会实践时，我不光想到了家庭，还想到了卡夫卡度过整个成年生活的机构：办公室。
人们经常把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诠释为对知识分子的寓意化投射，可格里高尔·萨姆沙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味道。当他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时，他只有一个挂念：如何在这个新形态下，准时赶到办公室去上班？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他的工作已经使他习惯了的服从和规矩：他是一个职员，一个公务员，而且卡夫卡的所有人物都是如此；并非作为一种社会学类型的公务员（比如在左拉的小说中），而是作为一种人的可能性，一种存在的基本方式。
在公务员的官僚世界中，首先，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有命令与规矩：这是一个服从的世界。
第二，公务员从事的只是庞大的行政工作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工作的目的与前景都是他所不清楚的；这是一个动作手势变得机械化的世界，人们在其中不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
第三，公务员只跟匿名的东西和卷宗打交道：这是一个抽象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服从、机械和抽象的世界中（其中，人的惟一经历就是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放置小说，这一点显得跟史诗的本质相反。所以就有了这个问题：卡夫卡是如何将这样一种灰色的反诗性材料转化成引人入胜的小说的？
我们可以在他写给米莱娜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办公室并非一个愚蠢的机构；它应该属于神奇的世界而非愚蠢的世界。”在这句话中隐藏着卡夫卡最重大的秘诀之一。他看到了任何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不光是官僚现象对人、对人的境遇以及人的未来的重要性，而且还有（这一点更让人惊讶）在办公室幽灵般的特色中隐含的潜在诗性。
可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办公室属于神奇的世界？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可以明白这句话：他档案中的一个错误将他抛向了伦敦；就这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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