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游荡，成了真正的幽灵，寻找着丢失了的身体，而他进进出出的那些办公室在他眼里仿佛来自一个未知神话的漫无边际的迷宫。
多亏他在官僚世界中看到的神奇的一面，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将一种根本反诗性的材料，即极端官僚化的社会，转化为小说中伟大的诗性；将一个极其平凡的故事，即一个人无法得到被允诺的职位（这其实就是《城堡》的故事），转化为神话，转化为史诗，转化为前所未见的美。
在将办公室的布景放大到一个世界那么大的范围后，卡夫卡在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展现了让我们着迷的意象，因为这意象跟他从没有经历过的社会，也即今天的布拉格人的社会，是那么相.似。
事实上，一个极权国家只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由于所有的工作都在那里国家化了，所以所有职业的人都成了职员。一个工人不再是工人，一个法官不再是法官，一个商人不再是商人，一个神甫不再是神甫：他们都成了国家的公务员。在大教堂内，教士对约瑟夫·说：“我属于法庭。”在卡夫卡那里，律师也是为法庭服务的。一个今天的布拉格人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不会比K更好地受到辩护。他的律师也不是为被告人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
7
在一首由一百组四行诗构成的长诗中，伟大的捷克诗人扬·斯卡采尔带着一种几乎是孩童式的单纯，探索了最重大与最复杂的问题。他写道：
诗人没有创造出诗
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
很久以来它就在那里
诗人只是将它发现。
所以对诗人来说写作就是要打破隔板，发现在它后面藏在阴影中的某种不变的东西（“诗”）。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这一令人惊叹的、突然的揭示），“诗”首先是作为一种炫目的现象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了《城堡》，这本书让我欣喜若狂，尽管它所包含的广博知识（卡夫卡式的整个真正意义）我当时还无法理解：我感到眼花缭乱。
后来我的眼睛习惯了“诗”的光芒，我开始在震撼了我的东西中看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然而，光芒依然存在。
“诗”是不变的，它在那里等着我们，扬·斯卡采尔说，“很久以来”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但在一个永恒变换的世界里，“不变”是否是纯粹的幻觉？
不是。任何处境都是人的事实，只能包含人身上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它（它以及它所有的形而上学）“很久以来”就作为人类的可能性存在着。
可在这种情况下，对诗人来说，历史（也就是并非不变的）又代表了什么？
在诗人眼中，奇怪的是，历史处于一个与他个人的历史相平行的位置：它并不创造什么，它只是在发现。通过一些前所未有的处境，它揭示出什么是人，揭示出“很久以来”就在人身上的东西，揭示出人的可能性。
假如说“诗”已经在那里了，那么说诗人有预见的能力就不合逻辑；不，他只是“发现”一种人的可能性（即这“很久以来”就在那里的“诗”），而历史有一天也会发现它。
卡夫卡没有预言。他只是见到了“那后边”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的所见同时也是一种预见。他没有揭示一个社会体系的意图。他阐明了他通过人的隐私与微观社会实践而了解的机制，没有想到历史后来的发展将这些机制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启动了。
权力的催眠目光，对自己过错的绝望寻找，被排除在外以及害怕被排除在外，不得不随大流，现实的幽灵般特点以及档案的魔法般现实，对隐私生活的不断侵犯，等等，历史和人在它巨大的试管中进行的所有这些实验，卡夫卡都在他的小说中（早了好几年）进行了。
极权社会的真实世界与卡夫卡的“诗”之间的相遇总会保留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它将证明，诗人的行为，从其本质上来看，是难以估量的；而且是悖论式的：卡夫卡小说巨大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以及“预言”意义都存在于它们的“非介入”状态，也就是说在它们相对于所有政治规划、意识形态观念、未来主义预见而言所保持的完全自主性中。
事实上，假如诗人不去寻找隐藏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的“诗”，而是“介入”，去为一个已知的真理服务（这一真理自己显示出来，在“那前边”），他就放弃了诗人的天职。而且不管这一预想到的真理名叫“革命”还是“分裂”，是基督教信念还是无神论，是正义的还是不那么正义的；诗人为有待发现的真理（炫目的真理）之外的真理服务，就不是真正的诗人。
我之所以这样强烈地坚持卡夫卡的遗产，之所以像捍卫我个人的遗产一样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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