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也没有商业，也没有财产与财产拥有者，也没有阶级斗争。
卡夫卡式也不符合对极权体制的定义。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既没有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语言，既没有政治，也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
所以卡夫卡式更像是代表了一种人与其所处世界的基本可能性，一种历史上并没有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它几乎永恒地伴随着人类。
但修正并没有使下列问题消失：怎么可能在布拉格，卡夫卡的小说跟生活混淆在一起，而在巴黎，同是那些小说，却被看作是作者纯主观世界的难解的表现？这是否意味着人与其所处世界的这一被称为卡夫卡式的潜在可能性在布拉格比在巴黎更易转化为具体的命运？
在现代历史上有过一些倾向，在大的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卡夫卡式的东西：有神圣化趋向的权力的逐渐集中化；将所有的机构都转化为漫无边际的迷宫的社会行为的官僚化；因之而产生的个体的非个性化。
极权国家作为这些倾向的极端集中，将卡夫卡小说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变得显而易见。但是，假如说在西方看不到这种关系，那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没有今天的布拉格社会那么卡夫卡式，我认为那也是因为在这里，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现实感。
因为所谓的民主社会也经历了非个性化和官僚化的过程。整个地球都成了这个过程的舞台。卡夫卡的小说是这个过程梦幻的、想像的夸张；极权国家是这个过程乏味的、物质的夸张。
但为什么卡夫卡是第一个把握这些倾向的小说家，而这些倾向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完全清晰地、粗暴地展现在历史舞台上？
4
如果我们不愿意被一些关于卡夫卡的神话和传说欺骗，我们就找不到弗兰兹·卡夫卡对政治感兴趣的任何一个重要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跟他的所有布拉格朋友不同，跟马克斯·布洛德、弗兰兹·魏菲尔、埃贡·埃尔温·基什，以及所有先锋派人士都不同，因为他们自认知道历史的发展方向，总爱提到未来的面孔会是什么样子。
那怎么可能不是他们的作品，而是他们那位孤独的伙伴，那个内向的、只专注于他自己的生活和他的艺术的人的作品，在今天被接受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的预言，并因此而在当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遭禁？
我有一天在一位老朋友家里亲眼看到了一幕情景之后，想到了这一神秘的事实。这位女士在一九五一年布拉格的那些斯大林式审判期间被捕了，并因为一些她没有犯下的罪而被判了刑。而且，在当时有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处于与她相同的处境。他们一辈子都完全跟他们的党认同。当这个党突然成了他们的控告者的时候，他们跟约瑟夫·K一样，决定去“审视他们所有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以找出他们身上隐藏着的错，并在最后承认一些想像出来的罪行。我的朋友最后保住了命，因为靠了她非凡的勇气，她拒绝跟她所有的同志一样，跟诗人N一样，去“寻找自己的过错”。由于拒绝帮助她的那些刽子手，她对那一出最后审判的戏来说变得毫无用处。就这样，她没有被处以绞刑，而只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十五年之后，她被彻底平反，放了出来。
在她被捕的时候，她的孩子才一岁。从监狱出来之后，她找到了已经十六岁的儿子，跟他开始了两人朴素、孤独的幸福生活。她在感情上完全依赖他，这一点再合情理不过了。他儿子已经二十六岁了，有一天，我去看他们。母亲在生气，愤愤然的，在哭泣。原因完全是毫无意义的：ib.儿子早晨起得太晚了，或者类似的什么事情。我就跟她说：“干吗为这么一件小事动怒？为这么一件事值得流泪吗？你过分了！”
儿子代替母亲回答：“不，我母亲没有过分，我母亲是个优秀勇敢的女人。她在所有人失败的地方顶住了。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是的，我起得太晚了，但我母亲指责我的，是更深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态度。我自私的态度。我愿意成为我母亲希望我成为的样子。这一点我当着你的面向她承诺。”
党没有能够在这位母亲身上做到的，这位母亲在她儿子身上做到了。她逼着他跟那个荒诞的指责认同，去“寻找自己的过错”，还公开认错。我很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微型的斯大林式审判。我马上明白了在一些大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非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跟那些在隐私的处境（完全是平凡的、人性的）中起作用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
5
卡夫卡写给他父亲的那封没有发出的信很好地表明，卡夫卡是从家庭，从孩子跟父母的神圣化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学到关于负罪技巧的知识的。这一技巧成了他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判决》这个跟作者的家庭经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短篇中，父亲控诉他的儿子，命令他去跳河。儿子接受了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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