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卡夫卡式的东西（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虚构中）无法跟它神学的（或更确切地说：伪神学的）一面分开。
第三：
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负罪感的重压，为了找到安宁，他自愿接受惩罚。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明白的处境：有过错就一定有惩罚。
在卡夫卡那里，逻辑反过来了。受惩罚的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惩罚的荒诞性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为了找到安宁，被控告的要为他所受到的惩罚辩护：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
那位布拉格的工程师被警察的严密监视所惩罚。这一惩罚召唤着并没有犯的罪，于是被人控告非法移民的工程师终于真的移民了。有惩罚，就真的有了过错。
K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被控告的。在《审判》的第七章中，他决定审视他的一生，他的过去，“连最小的细节也不放过”。“自我负罪”的机器开始启动了。被控告的在寻找他的过错。
有一天，阿玛丽亚收到一封来自城堡一名公务员的淫秽不堪的信。她感到非常气愤，把它撕了。城堡根本不需要去斥责阿玛丽亚这一大胆的举动。恐惧（正如工程师在他的女秘书眼中看到的）自己会起作用。没有来自城堡的任何命令，任何看得见的信号，所有人都回避阿玛丽亚一家，仿佛这一家子染了鼠疫一般。
阿玛丽亚的父亲想保护他的家庭。可有个困难：不光判决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想能够上诉，要想要求宽恕，先得被定罪！父亲哀求城堡，请它宣布他女儿是有罪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惩罚就一定有过错了。在这个伪神学的世界里，被惩罚的人哀求人们承认他是有罪的！
今天在布拉格，经常发生一个人一旦遭贬，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他要求得到一纸说明他犯了错误而被禁止工作的证明也是徒劳的，判决书是找不到的。而且由于在布拉格工作是一项法律规定的义务，他最后被控告是寄生虫；也就是说他的罪就是不工作。有惩罚，就终于有了过错。
第四：
那位布拉格工程师的故事有滑稽故事、有玩笑的性质，它引人发笑。
两个非常普通的先生（并非法文译本让人以为的“检察官”），一天早晨突然来到约瑟夫·K床前，对还在床上的他说，他被捕了，而且还吃了他的早餐。K这位尽职本分的公务员没有将他们赶出房间，而是穿着睡衣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护了很长时间。当卡夫卡向他的朋友读《审判》第一章时，所有人都笑了，包括作者本人。他们笑是有理由的，喜剧跟卡夫卡式的本质是不可分的。
但对工程师来说，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喜剧的，只是一个杯水车薪的安慰。他被困在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被困在玻璃缸之中；他不认为这好笑。确实，一个玩笑只对那些在玻璃缸前面的人来说是可笑的；而卡夫卡式则相反，它把我们带到鱼缸内，带到一个玩笑的内脏深处，带到喜剧的恐怖之处。
在卡夫卡式的世界内，喜剧并不像在莎士比亚那里是悲剧的对应（悲-喜剧）；它并不靠轻松的口吻试着让悲剧变得更好受些；它并不陪伴悲剧，不，它把悲剧扼杀在摇篮中，这样就使受害者连惟一可以企盼的安慰也失去了：处于（真实的或假设的）悲剧的崇高性中的安慰。工程师失去了祖国，而所有的听众都笑了。
3
在现代历史上的有些时期，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说。
当我还生活在布拉格的时候，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家用“城堡”这个词来指党委所在地（一栋丑陋而且还很现代的房子）。我不知多少次听到人们将党的第二号人物（某位叫亨德里希的同志）称为克拉姆（更妙的是，在捷克语中克拉姆是“幻景”或“骗局”的意思）。
五十年代，捷共的一位重要人物，诗人N，在一次斯大林式的审判之后被关了起来。在牢房里，他写了一本诗集，他在诗中表白说，尽管遭遇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他还是对共产主义忠诚无比。这并非出于懦弱。诗人认为他的忠诚（忠诚于他的那些刽子手）是他的品德、他的正直的表现。得知有这样一本诗集存在的布拉格市民将它戏称为《约瑟夫·K的感恩》
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摘选出来的意象、处境，甚至很具体的话，都是布拉格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这儿，人们可能会想这样来作出结论：卡夫卡的那些意象在布拉格是活生生的，因为它们是对极权社会的预言。
这一断定还是需要加以修正：所谓卡夫卡式并非一个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概念。人们试图把卡夫卡的小说解释为对工业社会，对剥削、异化、资产阶级道德的批评，总之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可是，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既没有金钱及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