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反映，总是以特殊的星辰图的形式出现；一个人物的处境、他的存在意义，都依据这一星辰图而得到定义。
布洛赫正讲着埃施的故事，突然将他比作了路德。这两个人都属于反叛者之列（对此布洛赫进行了长长的分析）。“埃施是个反叛者，正如路德曾经也是。”人们习惯于到一个人物的童年那里去找他的根源。埃施的根源（他的童年并不为我们所知）处于另一个世纪。埃施的过去是路德。
为了能够把握帕斯诺夫这个穿制服的人，布洛赫必须将他放到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去。在这一进程中，世俗的制服渐渐取代了教士的神袍；于是，在这个可怜的军官的上空，整个现代的天穹一下子全部照亮了。
在布洛赫那里，人物并非作为一个不可模仿的、短暂的独一性而出现，作为一个注定要消失的奇迹般的瞬间而出现，而是作为一道跨越于时间之上的牢固的桥梁。路德和埃施，过去与现在，在桥梁上相遇。
在我看来，布洛赫并非通过他的历史哲学，而是通过这一崭新的看待人的方法（将人物放到数个世纪的天穹之下）在《梦游者》中预示了小说的未来可能性。
带着布洛赫的这一教益，我读了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这部小说关注的不光是一个名叫阿德里安·莱弗金的作曲家的一生，而且还有好几个世纪的德国音乐。阿德里安不光是个作曲家，而且还是一个终结了音乐史的作曲家（他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名字就叫《世界末日》）。而且他不光是最后一位作曲家，他还是浮士德。托马斯·曼眼见着他的国家一天天成为恶魔（他的这部小说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想到了这位代表着德国精神的神秘人物跟魔鬼签下的约。于是，他的国家的整部历史突然冒了出来，就像是一个人物——一个浮士德——的个人冒险经历。
同样，在布洛赫的教益下，我读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写的《我们的土地》。整个伟大的西班牙历程（欧洲的与美洲的）陷入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冲撞，一种难以置信的梦幻般的变形。布洛赫的原则，即埃施好比路德，在富恩特斯那儿转化成了一个更彻底的原则：埃施就是路德。富恩特斯为我们提供了他方法的钥匙：“需要许多人的生活来构成一个人物。”转世再生的古老神话转化为一种小说技巧，使得《我们的土地》成为一个巨大而奇妙的梦，在梦中，历史总是由一些不断转世再生的人物组成、创造。同一个路德维克在墨西哥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在几个世纪之后的巴黎跟同一个塞莱斯汀相遇，而塞莱斯汀在两个世纪之前曾是腓力二世的情妇，等等，等等。
只有到了终结的时候（一场爱情的终结，一个生命的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过去的时间才突然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而且形状清晰而完整。对布洛赫来说，终结的时刻是胡格瑙，对托马斯·曼来说，是希特勒。对富恩特斯来说，是两个千年之间神秘的边界；从这一想像的观察站看去，历史，这一欧洲的异常状态，这一在时间的纯粹性上出现的污点，好像已经终结、被遗弃、孑然而立，突然显得跟一个转天就会被遗忘的个人小故事一样平常，一样令人感动。
事实上，假如说路德是埃施，那么从路德到埃施的这段历史就仅仅是一个人物的生平：马丁·路德埃施。而整部历史就只是几个人物的历史（一个浮士德，一个唐璜，一个堂吉诃德，一个埃施），他们共同穿越了欧洲的数个世纪。
超越于因果关系之上
在列文的庄园，一男一女相遇了，两个孤独、忧郁的人。他们相互间有好感，暗中希望能将两人的生活结合到一起。他们只等着能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以相互表白。有一天他们终于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同处一个小树林。他们在那里采蘑菇。两人内心都很激动，一言不发，知道时机来了，不要让它溜走。当时他们已经静默了很久，女人突然开始说起蘑菇来了。这完全是“违背她意愿的，意想不到的”。随后，又是一阵静默，男人掂量着字眼想表白，可是他没有谈爱情，“出于一种意想不到的冲动”……他也跟她谈起蘑菇来。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在谈着蘑菇，一点办法也没有，心中充满了绝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永远都不会谈到爱情了。
回去之后，男人对自己说，他之所以没有谈爱情是因为他死去的情妇，他无法背叛对她的追忆。但我们清楚知道：这并非真正的理由，他找它出来只是为了安慰自己。安慰自己？是的。因为失去爱情总得有个理由。如果毫无理由地失去，那是无法原谅自己的。
这段非常美的小片断仿佛是《安娜·卡列宁娜》最伟大的成就的一个缩影：即表现人类行动无因果关系的、不可预知的、甚至神秘的一面。
什么是行动：这是小说永恒的问题，可以说是它的构成性问题。一个决定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决定如何转换成行动，一系列的行动又如何联在一起，成为一种经历？
以往的小说家试着从生活陌生、混乱的材料中抽出一根清晰、理性的线来；从他们的视野来看，理性上可以把握的动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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