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解释说，以前，教会跟最高审判官上帝一样，统治着人。神袍就是上天权力的符号，而军官的制服、法官的长袍则代表了世俗权力。随着教会魔法般影响的消逝，制服就取代了神袍而上升到绝对权力的高度。
制服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东西，是我们被勒令接受的东西；它代表了普遍的确定性，与个体的不确定性相对。一旦以前如此确定的价值被质疑，而且灰溜溜地遁去，那么一个不知如何可以没有这些价值而生活的人（没有了忠诚，没有了家庭，没有了祖国，没有了准则，没有了爱情）就只能紧紧束在自己制服的普遍性里，将制服的最后一颗扣子也系上，仿佛这件制服是上帝超验性的最终残留物，还可以保护他不至于坠入冰冷的未来，因为在这未来中不再有任何东西值得尊重。
帕斯诺夫的故事在他的新婚之夜达到了高潮。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不爱他。他看不见面前有任何东西，除了一个没有爱情的未来。他衣服也不脱地躺到了她的身旁。这么一躺，“稍稍弄乱了他的制服，掉落的衣边露出了黑色的长裤，但约阿钦一察觉到，马上整理了一下，把露出的长裤又盖上。他两腿弯曲。为了使他擦了油的皮鞋不碰到床单，他小心翼翼地费了好大劲，一直将双脚搁在床边的椅子上。”
埃施的可能性
从教会完全统治人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价值早已被摧毁，但对帕斯诺夫来说，这些价值的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怀疑他的祖国，他知道应当为谁效忠，知道谁是他的上帝。
在埃施面前，价值已经蒙上了面纱。秩序、忠诚、牺牲，这些词都是他喜爱的，可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东西作出牺牲？要求什么样的秩序？他对此一无所知。
当一种价值已失去它具体的内容，那还能剩下什么？除了一个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回应的命令，却带着更大的疯狂，要求人们听到它，服从它。埃施越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就越是拼命要。
埃施：失去了上帝的时代的一种狂热。既然所有的价值都蒙上了面纱，那么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价值正义、秩序：埃施或者在工会斗争中寻找它们，或者到宗教中去寻找，今天在警察权力中寻找，明天在他梦想移民的美国的虚幻美境中寻找。他可以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但也可以是个悔过了的恐怖主义者，去告发他的同志；可以是一个政党的积极分子，一个教派的成员，但也可以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神风队员。所有在我们这个世纪血淋淋的历史中肆虐的激情都在他那不起眼的冒险经历中被揭示出来，诊断出来，并被可怕地展示得一清二楚。
他在办公室里不高兴，与人吵架，被开除了。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使他生气发怒的整个混乱的根源在他看来是个叫南特维希的会计。天晓得为什么就是他。反正埃施决定去警察局告他的密。难道这不是他的职责吗？难道这不是所有像他那样渴望正义与秩序的人应尽的义务吗？
可是有一天，在一家小酒馆，毫不知情的南特维希友好地邀请他与自己同桌而坐，还请他喝一杯。埃施一时手足无措，努力回想南特维希到底有什么错，可是他的错“现在突然变得那么不可捕捉、那么模糊，让埃施马上觉得他想做的事是那么荒谬，于是笨拙地，而且带着一丝羞耻，他抓住了酒杯”。
世界在埃施面前分为善的世界和恶的世界，但可惜的是，善与恶一样是难以确认的（一遇上南特维希，埃施就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在世界这一巨大的假面狂欢节上，只有贝尔特朗一个人直到最后脸上还带着恶的烙印，因为他犯的过错是无须置疑的：他是个同性恋，他扰乱了神圣的秩序。在布洛赫的小说开头，埃施准备去告发南特维希，而到最后，他在信箱内放了一封告发贝尔特朗的信。
胡格瑙的可能性
埃施检举了贝尔特朗。胡格瑙检举了埃施。埃施那样做是为了拯救世界。胡格瑙那样做是为了保住他的饭碗与前程。
在一个没有共同价值的世界里，胡格瑙这个天真的、一心向上爬的人，觉得非常自在。没有来自道德的命令，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的解脱。
是他毫无负罪感地杀了埃施，这一事实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属于较小价值联盟的人消灭了属于正在解体的较大价值联盟的人，最悲惨的人在价值贬值的进程中总是扮演刽子手的角色，而到了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之日，一个没有了任何价值观的人就会成为自取灭亡的世界的刽子手”。
在布洛赫的想法中，现代是一座桥梁，它从非理性的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引向非理性在一个无信仰的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座桥梁的尽头出现的人影，就是胡格瑙。一个幸福的、没有任何负罪感的凶手。这是关于现代终结的一个愉快的版本。
K，帅克，帕斯诺夫，埃施，胡格瑙：五种根本的可能性，五个方向标。我认为，没有这五个方向标就无法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
在数个世纪的天穹下
在现代的天空中运转的星辰在个体的灵魂中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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