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还是本体的。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可是，在共产主义体制的俄国，小说不是也以成千上万的印量在发行，并且非常受欢迎？是的，但这些小说不再延续对存在的探究。它们并没有发现存在的任何新的方面；它们只是确证人们已经说过的；更有甚者，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的荣耀，以及它们在所处社会中的作用，就是确证人们说的（人们必须说的）。由于它们什么也没发现，所以不再进入被我称为发现的延续的小说历史之中；它们游离于这一历史之外，或者说：这是一些在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
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小说的历史在共产主义体制的俄国已经停滞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从果戈理到别雷的俄国小说是那么伟大。所以小说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小说是怎样死亡的：它没有消失；它的历史停滞了：之后，只是重复，小说在重复制造着已失去了小说精神的形式。所以这是一种隐蔽的死亡，不被人察觉，不让任何人震惊。
8
然而，小说走到末路，难道不是它本身的内在逻辑使然？难道不是已经穷尽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形式？我听到过有人将它的历史比作是枯竭已久的煤矿。但它难道不更像是一座埋葬了许多机会，埋葬了许多没有被人听到的召唤的坟墓？我对四种召唤尤其感兴趣。
游戏的召唤。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和德尼·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今天在我看来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作品，两部像庞大的游戏一样被构思出来的小说。这是历史上，之前与之后，在轻灵方面无人能及的两座高峰。后来的小说出于真实性的要求，被现实主义的背景和严格的时间顺序所束缚。小说放弃了在这两部杰作中蕴藏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原本是可以创立出一种跟人们已知的小说演变不同的道路的（是的，我们完全可以想像欧洲小说经历另外一种历史……）。
梦的召唤。十九世纪昏睡过去的想像力突然被弗兰兹·卡夫卡唤醒，他完成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却未能真正实现的：梦与现实的交融。这一巨大的发现并非一种演变的结果，而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开放，这种开放告诉人们，小说是这样一个场所，想像力在其中可以像在梦中一样迸发，小说可以摆脱看上去无法逃脱的真实性的枷锁。
思想的召唤。穆齐尔与布洛赫在小说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种高妙的、灿烂的智慧。这并不是要将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所有手段，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够照亮人的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他们所达到的成就究竟意味着小说历史的终结呢，还是相反，是在邀请人们踏上漫长的新旅程？
时间的召唤。终极悖论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一种欧洲的时间，让欧洲回顾它的过去，进行总结，抓住它的历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经历的一生。所以要超越个体生活的时间限制（小说以前一直囿于其中），在它的空间中，引入多个历史时期（阿拉贡与富恩特斯都有类似的尝试）。
但我并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要说的只是：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于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
9
伴随着地球历史的一体化过程——上帝不怀好意地让人实现了这一人文主义的梦想——的是一种令人眩晕的简化过程。应当承认，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但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阐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被简化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
然而，假如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那么，今天，小说的存在是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必要？
是的，我认为如此，但可惜的是，小说也受到了简化的蛀虫的攻击。蛀虫不光简化了世界的意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