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还简化了作品的意义。小说（正如一切文化）越来越落入各种媒体手中。作为地球历史一体化爪牙的媒体扩大并明晰了简化的过程；它们在全世界传播同样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所有人，被全人类接受的简化物与俗套。而且不同的喉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利益也无关紧要。在这一表面的不同后面，其实统治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只要随便翻阅一下美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周刊，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从《时代》周刊到德国《明镜》周刊，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生活观，具体体现为同样的目录次序，同样的栏目，同样的新闻形式，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艺术品位，而且它们所认为重要的与次要的也处于同样的等级关系之中。在政治的多元化背后，隐藏着大众媒体这种共同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我看来，与小说的精神相反。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或者安娜是对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而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的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时代精神看来，是多余的、无用的。
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但我们时代的精神只盯着时下的事情，这些事情那么有扩张力，占据那么广的空间，以至于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一旦被包容到了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小说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将来相连的东西），而是现时的事件，跟别的事件一样，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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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在“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中，小说要消失？要让欧洲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只剩下写作癖无尽的空话，只剩下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我不知道。我只相信自己知道小说已无法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相处：假如它还想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假如作为小说，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
先锋派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先锋派总是抱有与未来和谐同步的雄心。先锋艺术家创作出作品，确实是大胆的，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具有挑衅性，被人嘘，但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确信“时代精神”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确信到了明天，时代精神会证明他们是对的。
以前，我也把未来看作是惟一能够评判我们的作品与行为的审判官。后来，我明白了，跟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是向最强权者懦弱地献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时更强些。确实，将由未来评判我们。但未来一定会不胜任它的评判权。
可是，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
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