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是赤裸裸的，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赤裸。事实上，法庭处决K，没有任何好处，同样，城堡搅乱土地测量员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昨日的德国，今日的俄国，想要统治世界？为了更富裕吗？为了更幸福吗？不是。这种力量的进攻性完全没有利益性；没有动机；它只想体现它的意志；是纯粹的非理性。
所以卡夫卡与哈谢克让我们面对这一巨大的悖论：在现代，笛卡尔的理性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价值观一个个全部腐蚀殆尽。但是，正当理性大获全胜之际，纯粹的非理性（也就是只想体现其意志的力量）占据了世界的舞台，因为再没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可以阻挡它。
这一悖论在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者》中得到了出色的揭示，它是我喜欢称为终极悖论的悖论之一。还有别的终极悖论。比如：现代一直孕育着梦想，梦想人类在被分为各个不同的文明之后，终有一天可以找到一体性，并随之找到永恒的和平。今天，地球的历史终于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但却是战争，游动的、无休止的战争，在实现并保证这一长期以来为人所梦想的人类的一体性。人类的一体性意味着：在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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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谈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性可能消失的演讲是他的哲学遗ib.嘱。他是在中欧的两个首都作这些演讲的。这一巧合有着深刻的含义：事实上，正是在中欧，西方首次在它的现代历史中，看到了西方的灭亡，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了它本身的一块被宰割，当时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都被吞并入俄罗斯帝国。这一不幸的事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这一由哈布斯堡王朝引发的战争不仅导致了帝国本身的灭亡，而且从此动摇了早已受到削弱的欧洲。
人仅需与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与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齐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不再像冒险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它。正是在这一时刻（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一大批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看见、触及并抓住了现代的那些终极悖论。
但不能把他们的小说看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预言，就好像是奥威尔提前出世了一样！奥威尔跟我们说的东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随笔或者一篇论战文章中说出（甚至说得更好）。相反，这些小说家发现了“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他们阐明，在“终极悖论”的前提下，所有的存在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什么是冒险，既然K的行动自由完全是虚幻的？什么是未来，既然《没有个性的人》中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料到，就在第二天，那场将他们的生活一扫而光的战争会爆发？什么是罪，既然布洛赫笔下的胡格瑙不光不后悔自己的杀人之举，而且还遗忘得一干二净？既然这个时代惟一一部伟大的喜剧小说即哈谢克的小说表现的是战争，那么究竟什么是喜剧性？私人世界与公众世界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既然K，即使在他做爱的床上，都无法甩掉两个从城堡派来的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孤独又是什么？一种重负？一种焦虑？还是一种不幸，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抑或相反，是最可贵的价值，正遭受无处不在的集体性的蹂躏？
小说史的各个时期都很长（它们跟时尚的变化毫无关系），并以该时期小说优先探索的存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为特征。因此，福楼拜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所包含的可能性要到七十年后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五十年前由一大批中欧小说家开创的时期（即终极悖论时期），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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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人们常常提到小说的终结：特别是未来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他们认为小说会在进步的道路上消失，让位给一个全新的未来，让位于一种与以往的任何艺术都不相同的艺术。小说可以说是以历史公正性的名义而被埋葬，正如悲惨贫穷的生活、统治阶级、老式的汽车或者圆顶礼帽一样。
然而，假如说塞万提斯是现代的奠基人，对他的继承的终结就意味着并非只是在文学形式历史上的简单接替；它所宣告的会是现代的终结。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们在为小说致悼词时所带的自得微笑是肤浅的。之所以肤浅，是因为我在我度过了大半生的那个世界，也即被人一般称为极权的世界内，已经见过、体验过小说的死亡，它那残酷的（通过禁止、审查、意识形态高压实现的）死亡。那时候，十分明显，小说看来是会死亡的，和现代的西方一样是会死亡的。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内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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