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塞万提斯那部伟大的小说究竟想说什么？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文献。有的认为是对堂吉诃德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的理性化批评。有的则认为是对同一种理想主义的颂扬。这两种阐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小说的基础看作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是一种探询。
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或者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无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一“或者／或者”，实际意味着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变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4
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进入，又可以随时退出。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宿命论者雅克》一开头就抓住了两个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我们既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他们所处的时间既无开始，也无终止；他们所处的空间没有边界，只是处于欧洲之中，而对于欧洲而言，未来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在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就像被现代建筑遮住的风景。这些现代建筑是些社会机构：警察局、法庭、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等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具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乐呵呵的悠闲。他的时代已登上了被人称为历史的列车。上车容易下车难。然而，这趟列车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还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前方会有冒险，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
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以至于看上去像被围住似的。冒险已处于视野外的一边，对冒险的怀念是无法忍受的。在日常生活的无聊中，梦与梦想的重要性增加了。外在世界失去了的无限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个体具有无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觉，最美的欧洲幻觉之一，绽放开来。
但是，当历史，或者历史的残留物，即一种全能社会的超人力量控制人类的时候，灵魂是无限的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向人许诺元帅的指挥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许诺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位。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做不了什么。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爱玛·包法利一样去梦想？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个吸尘器，将他的所有想法与所有情感都吸走：他只能不停地想着对他的审判，想着他那土地测量员的职位。灵魂的无限，假如有的话，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几乎无用的附庸。
5
小说的道路就像是跟现代齐头并进的历史。假如我回过头去，去看这整条道路，它让我觉得惊人的短暂而封闭。难道不就是堂吉诃德本人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村庄？他原来出发去寻找冒险，而现在，在这个城堡下的村庄中，他已别无选择。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是由于在他的档案中出现一个错误，从而跟管理部门有了无聊的争执。怎么回事，在三个世纪之后，小说中冒险这一头号大主题怎么了？难道它已成了对自己的滑稽模仿？这说明了什么？难道小说的道路最后以悖论告终？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而且悖论不止一个，悖论有许多。《好兵帅克》可能是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这部喜剧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战争小说，故事发生在军队，发生在前线，这一点难道不奇怪吗？战争和它的残酷到底怎么了，竟然变成了提供笑料的题材？
在荷马那里，在托尔斯泰那里，战争具有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意义：打仗或是为了得到美丽的海伦，或是为了捍卫俄罗斯。帅克与他的伙伴向前线挺进，却不知道是为着什么，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此根本就不感兴趣。
那到底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动机，假如既非海伦又非祖国？仅仅是出于一种想确证自己力量的力量？也即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意志之意志”？然而，这种东西不是在古往今来所有战争后面都存在着吗？当然是的。但在这里，在哈谢克笔下，这种东西甚至都不试着通过一种稍微理性的调子来加以掩饰。没有人相信宣传的胡说八道，甚至发布宣传的人也不相信。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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