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言之,有没有借口?有一条,但寒碜之至,说不出口。不妨提一提:我从未真正以为人间百事值得当真。什么事动真格儿,我也不知道。至少不是这些事,我不过当它儿戏,或者叫人烦心罢了。有人费劲或笃信什么,我一直不能理解。有些人很古怪,我看了吃惊,至少心中存疑:他们可以要钱不要命,或者为什么“地位”费尽心机,或者郑重其事地为家业舍命。我想起一位朋友,他忽然想戒烟,而且凭毅力居然办到了。某天早晨他打开报纸一看:第一枚氢弹爆炸了,而且听说威力无穷,于是赶紧跑进了烟草店。现在我比较能理解他了。
当然,我有时也假装认真对待生活。但很快,这“认真”本身也显得轻佻了。于是我只是继续尽力扮演自己的角儿。我表现得有效率、聪明过人、积德积善、很守本分、时而发怒、时而宽厚、助人为乐、积极向上……好啦,就此打住。您明白:我跟这些荷兰佬一样,人在心不在,占的位置越大,就越是神不守舍。我唯一热诚的时代,还是从事体育运动的时候,以及在团队里演戏自娱的岁月。这两件事都有“游戏规则”,也并不认真,但大家权且当真。如今世上还有两个处所是我感到清白的:一是星期日人山人海的体育场,一是我无限向往的剧场。
不过在爱情、死亡、微薄的收入这些问题上,谁能说这种态度是在理的呢?可应当怎样呢?我想象中的淳朴爱情,只有在小说或戏剧中才存在。那些要死要活的人物完全进入了自身的角色。我那些穷客户的自我辩护似乎总是符合这类模式。这样,我生活在这类人之中,却无共同利益,于是就不能相信自己的承诺。我斯文、懒散,足以满足他们的期望,去从事工作、过家庭生活以及尽公民义务;但也每每心不在焉,终于把什么都弄得一团糟。我一辈子都具有两重性:最郑重其事的行为,往往也是最不愿承诺的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更是错上加错,愚不可及地自谴自责,坚拒已感到在酝酿中(借助亲朋好友并针对我)的审判,也许我因而不得不寻找出路?
有一阵子,我的生活表面上一如既往。我是上了“轨道”的车子,滚滚向前,似乎蓄意而为,熟人对我倍加赞赏。倒霉就倒在这儿。您当记得,有道是:“人人赞扬,必定遭殃!”哦,真是至理名言!我遭殃啦。车子失灵,莫名其妙地停了车。
正在此时,死亡的念头钻进生活。我数落着:离了此一生还有几年。我回想同龄人谁已过世。来不及尽责的思想折磨着我。什么“责”?我也说不上。实在说,我正在做的事值当吗?但不尽是怀疑这一点。一味困扰我的是可笑的顾虑:不能没有坦承全部谎言就西归!不是在上帝或他的使徒面前,我不信这个。您当了解。不,是向凡人、朋辈或女友认错。否则,即使终生只隐瞒了一句谎话,死了就无法挽回。谁也永远不会知道此事的真相,因为唯一知情的正是死者,他已带走了秘密。这是毁灭真相。每念及此,我深感不安。不过如今却有点儿叫我高兴。一想到只有我知道人人想寻根问底的事,而且我掌握的情况令好几个警察局徒然奔走,便马上沾沾自喜。这且不表。当年我想不出办法,苦不堪言。
我还是振作起来。在千秋万代的历史中,某一个人的一句谎话算得了什么!一场可悲的骗局,却妄想拨乱反正,真是自不量力。须知那不过是沧海一粟!我还自忖:从目睹的实例看来,躯壳的死亡是一种重罚,那本身等于宽赦一切罪过。弥留的挣扎,换来了“得救”(即永远消失的权利)。话虽如此,我的不安却与日俱增。死亡的念头盯住我不放,我每每梦惊而起,一片赞美之词令我无地自容。我觉得谎话也有增无减,那情形之严重,弄得我永无宁日。终于有一天我把持不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凌乱的。既然我是说谎者,那就要表明此点,并且在这些白痴发现之前,将我这“两面性”朝他们迎头掷去。要我辨明是非,那我就迎战。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就想象自己如何争取贻笑大方。总之,还是要终止审判。我要争取耻笑者站在我这一边,或至少我要站在他们那一边。比如我设计在街上推搡盲人,我因此居然暗自窃喜,这使我发现,自己有一部分灵魂对盲人是恨之入骨的。我还策划把残疾人的推车放了气,跑到建筑工人脚手架下骂他们“肮脏的穷鬼”,钻进地铁打婴儿耳光。我臆造这种种行为,却一点儿也未付诸实践。或者干了差不多的事,却完全忘记了。反正一听到“公正”这个词儿我就发怪脾气。我的辩护词里自然还要用它,但报复的办法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痛斥人道精神。我宣布要发表宣言,揭露“被压迫者”如何压迫正人君子。某日我在一家餐厅平台上吃龙虾,一个乞丐过来纠缠。我叫老板将他赶走。这位主持“公道”者斥责道:“你在妨碍别人。你总该设身处地,替这些老爷太太想一想嘛!”我热烈鼓掌。我还对愿听的人说,我很欣赏一位俄国地主的性格,可惜如今已不能效法他。他的农奴不论向他致敬与否,他都下令鞭笞,他认为两者都大胆放肆。
我还记得有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我动手写一部《警察颂》和一部《铡刀礼赞》。尤其是,我以去那些“专用”的咖啡馆为己任: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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