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既然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您：几天之内，我常想起那笑声，后来就忘掉啦。但在脑海里，似乎还隐隐约约听到那声音。不过我更常常疲弱无力地琢磨着别的什么事情。
我总还得承认：此后就再也不涉足巴黎的沿河堤岸啦。我乘轿车或公共汽车途经该地时，总是屏息凝神，大约是在等待什么。然而车子越过了塞纳河，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恢复正常呼吸，那一段时间身体也稍感不适。没有任何疾病，可说是委靡不振，总是情绪不高。我去看了病，医生开了提神药。我的“神”被提上来，可不久又落了下去。我的生活不再那么轻松：身子疲乏，心情就倦怠哟。本来无师自通的本领，似乎荒废了一部分，我是指生活的艺术。正是这样，我想这时开始出现了后面的事情。
不过这天晚上我依然感觉不适，甚至连句子也写不通了。说话也没劲儿，讲演稿没感染力。大概是气候不好，呼吸不畅通，宅气沉闷，胸部感到压抑。亲爱的同胞，您不反对咱们出去走走，在城里散一会儿步吗？多谢。
一到晚上，这些水道有多么美好啊！我很喜欢那一潭静水的气息，以及浸泡在水道里的黄叶和驳船上为死者运送鲜花的阵阵清香。不，不，请相信这种爱好不是病态。恰恰相反，这在我是一种积习。实际上我在强迫自己欣赏这些水道。我顶顶喜欢的是西西里岛，您这就明白啦。而且还得从埃特纳山上俯瞰，欣赏那一片光明中的岛景与海域。也喜欢爪哇岛，但须是在楸树开花的季节。不错，我年轻时去过那里。一般来说，我喜欢一切岛屿，在那里发号施令比较容易。
这所房屋很漂亮，是吧？您看见的两只脑袋是黑奴的脑袋。那是一块招牌啊。房子属于一位买卖黑奴的商人。哦，在那个时代，人家不隐讳自己的行业。人家有钱柜，到处宣扬：“喏，我有一幢临街的房子，我买卖奴隶，靠黑人的身体发财！”您能想象如今还有什么人公开宣布说这是他的职业吗？“真丢人！”我在这里就听见巴黎同行们的骂声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妥协。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表两三篇、甚至更多的宣言！反复考虑之余，我也会在他们之后签上大名。奴隶制度哟，这个我们可是反对的！要说是不得不在家里或工厂里推行，那倒也合乎常情，但就此而自吹自擂，就未免过分啦。
我明白发号施令或支遣仆役是免不了的。人人需要奴隶，就像需要清洁的空气一样。发号施令就是呼气吸气，您很同意这高见吧？甚至一无所有的人也懂得呼吸。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有老婆孩子。即使独身，也养一条狗。一句话，就是您发脾气，他无权还嘴。“不许顶撞爸爸！”从一种意义上讲，您熟知的这句套话有些古怪：不顶撞心爱者，还顶撞谁？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又很令人折服。总得有人说了算啊。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没完没了，而权威可以裁决一切。我们日久天长才悟出这层道理。比如，您当注意到：咱们这古老的欧洲到底善于说理了。在那幼稚的年代，咱们说：“这是我的想法。您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可不这样说啦。咱们变清醒了。咱们用发表通告代替对话。“此为真理，”通告说，“各位尽可争论，但与鄙人无关。不过几年之后就会设置警察，让尔等明白还是我有理。”
哦，亲爱的地球！如今世上一切都已明明白白。我们彼此了解，知道能干什么。喏，为了另举一个例子（而不是转换话题），我要说，我总是喜欢人家面带微笑地侍奉。假如女仆一脸苦相，我就会终日不受用。她当然有权不高兴。但我总是想：她侍候人总是笑着比哭着好嘛。这对我比较适合。这道理不算高明，但总不是蠢话。因此，我也从不上中国餐馆。为什么？因为亚洲人不高兴的时候（尤其是当着白种人的面），显得十分傲慢。他们上菜时当然保持这副容貌。那您又怎能好好享用烤鸡烤鸭，心里却又觉得自己在理呢（特别是四目相对时）？
咱俩说句悄悄话儿：奴役，最好是面带微笑的奴役，实在绝对必要，但这只能心照不宣。非要使用奴隶，而又管他们叫“自由人”，岂不甚好？第一这是维护原则，第二是让他们保留一线希望，这是本应有的弥补，您说对不对？照此办理，他们就永保笑容，咱们也永远心安理得。否则咱们就不能不自我反省，于是觉得悲恸欲绝，甚至谦卑胆怯起来，那可是堪忧堪虑啊。因此，开店不必挂招牌。这家店号又是如此声名狼藉！何况假如一一入席的贵宾都自报职业身份，那反倒令人难堪。试想，假如名片都如实写上：“杜邦，胆小怕事的哲学家”，或“基督教产业的业主”，或“与人通奸的人文学者”，那可就多姿多彩啦。但那就像地狱一般可怕了。倒也是，地狱大概就是这样的：大街小巷都有路牌，但说不出道理来。一旦将您入册，便万劫不复！
比如您，亲爱的同胞，请想想该挂什么招牌。您不愿开口？得啦，晚点儿答复也可以。反正我知道自己的招牌是什么：“表里不一”“快乐的‘天门神’，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大门上方还挂有本店格言：“勿信本店货色”。我的名片写明：“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喜剧演员。”喏，上文提到的那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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