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伪装都不行。”
“很对。”
“到那儿去的游客想必是非常少的。我干嘛不能作为公司的一个客人到你朋友们的贸易公司里去呢？”
“那不行，”恩丁说，“万一出了岔子，那就全完蛋啦。”
“你是说万一我被捕？”香农心想，但没有说出来。他是受雇的，所以就该去冒险。能冒险，再加上他的知识，这就是他受雇的资本。
“现在是给钱的问题了。”他简短地说。
“那么你同意干啦？”
“如果价钱合适，我干。”
恩丁赞同地点点头。“从伦敦到赞格罗邻国首都的来回机票明天早晨送到你住的饭店去，”他说，“你必须飞回巴黎，弄到去那个国家的签证。赞格罗穷得在欧洲只有一个大使馆，那就是在巴黎。可是，要搞一张去赞格罗的签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赞格罗的邻国首都有一个赞格罗领事馆。在那儿你可以花现钱买到一张签证，如果你给领事一点小费，一个小时准能办妥。你是懂得这些手续的。”
香农点点头。他对此道是很通晓的。
“因此，你到巴黎搞到签证，然后坐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到那个赞格罗的邻国去搞到一张进入赞格罗的签证，换乘飞机到克拉伦斯去，都付现钱。明天早晨和回程票一起送去的还有值300英镑的法郎当旅费。”
“我需要500英镑，”香农说，“这起码要10天工夫，也许还要看联系情况和多长时间才能搞到签证。万一临时要打通关节，或者事情发生拖延，300英镑不够。”
“行，就给合500英镑的法郎，另外加上500英镑归你自己。”恩丁说。
“1000英镑？”香农说。
“是美元，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用美元作交易的。”
“用英镑，”香农说，“那就合2500美元，或者说，是我正常签订合同的两个月的固定工资。”
“可是你只干10天。”恩丁争辩道。
“10天冒极大的风险，”香农反驳说，“如果那个地方只像你说的一半那样，那么谁干这份差事而被抓住，就死定了，并且会死得很惨。你给那么点钱，让我去冒这个险，还不如你自个儿去。”
“好吧，就1000英镑。500先付，另外500回来付。”
“我回来时怎么知道你会和我接头呢？”香农问。
“那么，我怎么知道你的确上那儿去了呢？”恩丁反驳说。
香农认为言之有理，于是点了点头。
“行，一半现在给，一半以后给。”
10分钟后恩丁走了。临走前他指示香农必须在他走后再等5分钟才能离开。
下午3点，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吃完饭回来了。香农在3点15分打去一个电话。
“啊，对，布朗先生，”电话里的声音说，“我已经和我的人谈过了。他照你的指示等了，当那个人离开饭店，他认准了就盯了上去。那个人在街边上雇了一辆出租车，我的人就一直盯着他到了伦敦中心商业区。他在那儿付了车钱，下车后走进了一幢大楼。”
“什么大楼？”
“曼森大厦。那是曼森矿业联合公司的总部。”
“他是否在那儿工作？”香农问。
“看来是的，”侦探代办处的头儿说，“我的人不能跟他走进那幢大楼，不过他注意到，穿制服的守门人把手碰在帽檐上，向那个人敬了个礼，然后替他开了门。对那些陆续出去吃午饭的秘书和显然很年轻的雇员，那个守门人并没有这样做。”
“他比他的外貌聪明。”香农承认。那个小年轻干得很漂亮。香农又给侦探代办处下了一些指示。那天下午他给代办处汇去50英镑。他还在一家银行开了个户头，存了10英镑，第二天早晨他又存入500英镑，到了晚上他就飞往巴黎了。
戈登·查默斯博士不是个酒鬼，比啤酒劲儿大的酒从不沾唇，可是一喝上啤酒，话就多了起来，正如他的雇主詹姆斯·曼森在威尔顿餐厅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亲自发现的那样。这天晚上，“猫儿”香农在布尔歇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DC-8客机到西非去，而查默斯博士正在和大学里的一个同学一起吃饭，这个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科学家，从事工业方面的科研。
他们在一起吃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几天前他在街上巧遇上这个过去的同学，就像在街上经常有的偶然相遇一样，他们约好一起吃饭。
15年前，他们都是尚未取得学位的年轻大学生，都是单身，刻苦攻读各自的学位。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事很关心，也很热心，就像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工作者一样，认为是必须这样做的。扣年代中期，他们关心的是核武器和殖民主义。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参加核裁军运动和各种别的运动，希望能立即控制核武器，寻找当今世界的自由。他们俩同仇敌汽，态度严肃，勇于献身，毫不动摇。由于对世界现状的义愤，他们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过联系。后来查默斯断绝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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