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往往制造自杀的假相,例如将奄奄一息的人犯从高楼上推下,跌成粉碎,不仅可以掩盖劣迹,逃脱罪责,还可以将自杀的罪名反扣在死者头上。而受害者的亲族往往在尸身焚化之后,在没有现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耗以时日和大量的精力,千方百计证明他杀。更有在自杀证据俱在的情况下,仍然试图推翻的。从昭雪沉冤的愿望看,遗族的心情无疑可以理解。
但是,除去有必要弄清事实而外,为什么在亲族的眼中他杀比自杀好些?或者从加害者的角度说,为什么自杀(对受害者而言)比他杀更坏些?除去他们所处地位和利益不同外,就在于他们对一个规则有一致的认同,那就是:既然每个人都必须在集体中才能存活,既然每个人都心存被逐出集体的恐惧,那么,自动脱离集体的自杀就不仅是对集体的背叛,而且是对恐惧的藐视,也就是对大众的藐视。因此,动摇了人群安全感的自杀行为是极大的丑恶。甚至对亲族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术语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正好道出了这层意思。自杀的结果,不仅本人身破名裂,而且祸及家族,尤其使子女永远抬不起头来。这就难怪加害者惟恐死者不是自杀,而遗族则惟恐其是自杀了。甚至许多受害者也是一样。“文革”中动过自杀念头的大大多于实际自杀的人数;或,不到不自杀是死,自杀也是死的地步,宁愿忍受酷刑,也决不自杀,就都是证明。“文革”之后的一般舆论,只要可能,也尽量将死亡归结于他杀,以慰安遗族的心灵。
事实上,受害者的多数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先受酷刑的前提下,无论最终怎样死去,没有根本的不同。具体的区别无法掩盖谋杀的本质。老舍先生,就是以自杀的方式被谋杀的一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园内看到了他。他于当夜在此投湖自尽。
二十三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庙内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烧无数京剧的戏装,一时浓烟大起,观者如堵,怒吼和惨叫声远近可闻。在清音妙语的名优们穿戴的服饰灰飞烟灭之际,老舍被殴成重伤,额上的血虽有洁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后,又在另外两处再遭痛殴。一日三难之后,凌晨送回家中,身上的伤口与单衣相贴连,非用温水不能分离了。老舍于前辈作家中几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仍事创作的惟一一位,其他的都不写或写不成。他对共产党的感戴,大约与他的贫苦家世有关。出生于清末满人家庭的老舍,一生文字都与这座帝都相关。他曾游历欧、美。共产党大权初掌,他正在美国,感于周恩来的殷勤召唤,方回到北京。他自命为象棋中“过河的卒子”,要听号令,也确在作家群中破例地得到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当皮带和棍棒真正落在这位曾经描写过这种场面的自负文人身上,粉碎了他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北京人的骄傲”。暴力所产生的震惊和羞辱,使他一如人群中的裸者,从此无法见人。命运推着他走向和他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相同的结局。
太平湖离我家不远,很安静,是常去散步的地方。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这是一座荒湖,很少游人,沿岸都是垂柳,将湖环抱了,影子在水中绿墨般地散开。柳林深处,有渔户的炊烟。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也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我说:是吗?不像。朋友肯定地说,是。我们都不知道头一天发生过什么事。他的尸体被发现于第二天上午,家属收到了一张纸条:“老舍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当天观者人山人海。他被卷在一领破席中运走,留下的遗物有钢笔、眼镜和手杖。据公园守门人回忆,一老人曾在湖边呆坐至晚。此后一段时间,有数十人得到他的启发,纷纷在此投湖,为了不同的原因。
老舍是一代大才。先天聪慧,后天磨砺,笔如枪出,在他的书中,世事明如烛照,描绘人物风尘,何止使一代人感怀。他入世过深,名实俱佳,纠结不已。所以生死之际,一日百转千回,苦苦流连,终于无法解悟。——“我爱咱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不许我吃窝窝头,是谁的主意?”——这些出自他名剧的人物独白,若干年后恰恰照应了他的命运。被风吹落,漂流湖面的那卷纸上,竟然都是他手抄的毛泽东诗词。若非为表明心迹,是没有理由带到自杀现场的。他在最后同家人谈话时也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他的向往终究在于世人的承认和与世人的认同。——人民真的理解他吗?
有别于以自杀形式成立的谋杀,同老舍相比,翻译家傅雷先生及其夫人乃是真正的自杀者。学者楼适夷曾简约地说起他一生行状:“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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