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中,包括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和罗曼罗兰等法国巨匠,费时凡三十年,得五百万字。以他“绝袂而去”的性格,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并不是新奇的故事。
傅雷的长子,就是因父亲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从波兰出走英国,在国际音乐界颇有声誉的钢琴家傅聪。傅雷有一册家书遗世,就是和傅聪通信的集合,在中国一版再版。他在家书中反复教诲;他说,音乐如建筑,虽诉以无形,但体积俱在,几乎可以触摸,也是物质。我注意到,他在信中多次使用PERFE这个词。完美,不仅对艺术,也对人生。
他每天早晨八点起床,九点至十二点半丁作;下午二时又回到书桌前,七点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至深夜。他是那种将稿纸铺在中间,上书“疾风迅雷楼”,汉法字典于右,原著于左,笔墨于中,堂堂布阵的文字将领。他是那种认为“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行文的书生。他是那种将自身种植在书斋中,温文如兰花,正直如柏树的君子,远近可以闻香,生存或击碎都不留残缺。
他在生前并未受到肉体的虐待,只是在长达三天四夜的抄家之后,红卫兵找到了箱子中一张嵌在镜子背后的蒋介石相片。而这个箱子是他的姑母多年前托他保管的,从未打开过,更不知有这面镜子。他百口莫辩,也不想辩。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将一块土布撕成两条,双双投缳而死。临行前还在地板上铺了棉胎,惟恐木凳倒地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夫人当夜只嘱咐保姆:明天小菜少买一点。傅雷身后留下的一纸遗书不曾洗白自身,也无政治性的辞汇和内容,只说“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过”。其余十几件都是琐事,诸如:请人代付房租,交还人托修的手表,赠保姆存款以为生活之资,某人之某物抄家时遗失,致歉,等等。并对遗嘱执行人(妻弟)谦和地道谢说:“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其中第十一项,分明写着:“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却一生未求他人的理解。他对生的领悟不止于欲望,对死的选择也不尽迫于外力。所以才来去闲闲。他的死当然因为愤怒,但更因为骄傲。此生事已毕,他和夫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如推门进入别室一样安详。回首尘寰,既无褒扬,也无怨恨,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希望,也许希望已经在他的译作中了。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我一直以自杀为神秘的事。因为人,生,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自然的死亡,也不是。只有自动中断了生命的程序,才是人生中最真实的选择。除去作恶自裁不算,历来的自杀有两种,一种是为了所爱或所信,用自己的肉体,在撞碎的瞬间,作了理想的火花,火花的散落,点燃了有心的人群,创造些更好的人生,是主动的。还有一种,在世事迁换的动局中,身体或精神上遭遇困厄,或为解脱,或为尊严而自行了断,是被动的。前者多被世人看做疯子,后者可以是烈士,却也可能被视如叛徒。历来中国,第一种少,第二种多,到了更近些,连“叛徒”也未必有了。古之慷慨悲歌之士,为自由或信仰,更多为尊严荣誉的缘故,不能立身便自毁其身。就这一点,傅雷“先生原来古之儒”。
一九六八年一月或二月的一天凌晨,六点刚过,天色尚黑。我被急促的打门声突然惊醒,坐起来,心“怦怦”跳着,看到门外一条黑影,以为又出了抄家一类的事情,才问了一句,就听见同院的伙伴小宁不对了的声音;“凯歌,快,快起来,我妈上吊了!!”
小宁的父亲就是前面说过的大电影美术师。小宁的母亲是制片厂负责组织剧本的编辑组长,多年和我母亲一同工作,又同住一院,是至交。她的经历也与母亲相似,只比母亲大几岁。不同的,是她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曾被国民党逮捕下狱,后来由家人交保,释放了。这在“文革”中就成了叛徒的嫌疑,而受到审查。小宁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被关着。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曾是鲁迅的学生,创作新美术,早就是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以后,不做官,又拾起画笔。他所设计的电影,美术上的风格、功力,是大师水平。这一对夫妇,极刚烈。小宁和他的妹妹就是他们的孩子。小时候,两人都很胖,可爱,只是一黑,一白;黑的叫了猫头,白的叫了小清。小宁就是猫头,小我三岁。
等我进去时,阿姨的尸体已经被这一对兄妹放了下来,一个抱着腿用力向上推,另一个站在椅子上解开绳索,我们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阿姨脸上蒙了一块白纱巾,取下之后面色安详。这是有准备的自杀。小宁在头天晚上曾经上了闹钟,六点钟时,闹钟准时响了,惊醒的小宁看到书桌上的台灯亮着,母亲却已不在身边——她前夜要求两个孩子与她同睡一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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