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他急急地来了,取走,说去见朋友,又急急地走了。这一走,许久没来。
再来,他的神气就很慌张。一见面就说,空军要把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送到陕北农村去,都不愿意去,就用绳子绑了,一串地强行押上火车;然后发一个喜报,说毛主席的号召已经得到响应。他事先得了信儿,跑了出来,问能不能在我家躲几天?那时候,父母大都不在,在朋友家借宿是常有的事,我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一躲就是两个月。我和妹妹把他安置在父母原来住的房间,起初他连房门都不敢出,上厕所也在夜间;吃饭的时候妹妹就敲敲门,他探出头,接过饭菜,关上门。吃过,把空碗递出来,再关上门。白天,我虽一再杜绝来客,仍免不了有闲人来,看到房门紧闭就很奇怪,我只好解释是母亲将门锁了。人们在外面说笑,晓翔却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夜深人静,我敲开他的房门,往往一本书寂寞地摊开在桌灯下。渐渐地,他才敢在傍晚时走到别的房间来,饭后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是捧着一本书。他从来没对我谈起他的初恋,只是有时从书上抬起头,嘴张着,呆呆地想一阵,又急急地回到书上去。看看眼前灯下人,原来谈笑挥洒的晓翔已昨是今非。有一天,学校打来电话,查问晓翔的下落,说空军急于找到他。对方语气很严厉,我自然说不知道。事后我同晓翔说了,他愣了愣,说:“过不去了。”从此又退入内室不再出来。我明白事态严重,就不勉强他,自己也更慎重,只不知道事情会怎样结局。有一次我和妹妹夜间口角,声音很大,晓翔大约忍了很久,终于探出头来;他已睡下,没戴眼镜,目光就很羞怯,说:“就你们两个。别吵了。”——几乎是恳求。我忽然很惭愧,时间久了,连我也忽视了他的存在。妹妹眼下是我惟一的亲人,他的话含着责备。
他决定要走,是在接到一封来信以后。他很兴奋,给我留了个地址,就是来信的地方河南新乡。转信人是一位姓严的女性,也就是来信人。他说她邀他去,在那儿可以做一番事业。我们道别,还少有地握了握手。晓翔有些感激妹妹——他来得仓促,没有衣服换,常常是妹妹让他穿上我的,把他的洗净、叠好、送进去;又问他爱吃什么,做了送去,一连两个月,都是如此。晓翔眼睛盯着别处,点点头,嘴里却说:“谢谢凯燕。”我送他到大门口,才想起我们一直没有好好谈谈。他摆摆手,转身,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急急走去,拐出胡同口就不见了。这一别,竟成永诀。
“文革”前我没有去过G的家,因为在修葺。“文革”期间去时,是冬天。这座后来我常去的院子坐落在的城,有一座朴素的楼房,两层。门前有一架紫藤,夏日开出葡萄似的成串花朵,颜色淡些,也更优雅。院中有花圃和菜畦,绿成一片,黄昏时苍翠芳香。有两棵枣树,都很古老,枣子却越结越甜,成熟了落在地上,碎成几瓣。有两只爱吃枣子的鹅,高大雪白,追逐起来张开宽大的翅膀,“嘎嘎”叫着,不会飞,却像狗一样地看门。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室内只有摄氏六度,我们穿着棉衣,马一样地喷出热气, 因为没有煤烧暖气。而G的父亲却是中央政府的煤炭部长。G在四个子女中最小。
我曾向G的姐姐K仔细地询问其父的生平。他是河北人,早年即投身革命,因面色通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人称“红张”,有战功。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工业建设部门,历任要职,为周恩来手下强将之一。“文革”初起,即受到冲击,但还能工作,因其执掌的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能源部门。十一月,他率政府代表团自东欧归来,当时矿业学院造反派已多次勒令他去学校接受批判。由于暴力风行,曾有人劝他暂时回避,他却回答:去就去,我不怕。
K讲述他离家时的情形:走出家门,车已在等,他的大衣扣子没扣,风掀起下摆;回头,挥手,一笑,状颇昂然,随即离去。可见她印象之深。但此一去,再没有回头。他被连续关押数十天,严刑拷打不说,且不准睡觉。刑讯者日夜换班,他却无身可替,近于疯狂。终于传出话来,准许探视,并说犯人指名要见长子。一见之下,儿子放声痛哭。父亲被剃成阴阳头,遍体伤痕,动弹不得。他说:要你来,就是不想让家里其他人看了难过。你是长子,应该挺得住。这是张家人最后一次见到活的父亲。若干天后突报死亡,有一纸遗书致毛主席、周总理,辩诬自白,声明无愧于终生所信。K叙述见到尸体时的情形:我们携扶着母亲走进停尸房,父亲的尸体被扔在水泥地上,上身没有穿衣,背上全是伤口,鲜血淋漓,旁边还有几具死于车祸的农民的尸体,也倒在地上。我们谁也没哭,也想不到要哭。就那样愣在那里。另据文献载:“煤炭部部长张××死亡时,全身伤口五十六处。”随后火化尸身,一个人就这样消灭了。
他的死被造反派指为自杀。家属极力反对,指为谋杀。
“文革”中无法。被难者中间,死于执法机关审判后的少,牺牲于公堂私设、刑讯逼供的多。后者中间,明确属精神受摧残。肉体被虐待的不在少数,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他杀或自杀之间死无对证,多年以来,成为疑案。加害者在受害者将死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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