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说：“不对，不要以为我喜欢行动就得放弃思想。相反，我完全能够确立我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我信得有力，见得肯定和清楚。不要轻信有些人说的：‘这个嘛，我太明白了，就是表达不出来。’他们之所以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由于懒惰而浅尝辄止。”
我的见解不多。人一辈子下来发觉只为了确保一种真理而度过不少年头。单独一种真理，如果是显而易见的，就足以引导一种人生存在。至于我，对于个体，我确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应当毫不客气地说出来，必要时，带着适度的轻蔑。
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有许多事情我不会说出来，但我坚信，所有判断个体的人，为判断的依据立论，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少得多。智力，扣人心弦的智力，也许预感到了应该证实的东西。然而时代及其废墟和鲜血以显而易见的事实成全了我们。古代的民族，甚至比较近代的，直至我们这个机器时代的民族，有可能衡量社会和个体的德行，有可能探求哪个为哪个服务。这首先可能是依据人心根深蒂固的差错，这种阴差阳错导致人来到世上要么侍候于人，要么被人侍候。其次可能因为社会和个体都还没有展现各自的全部技能。
我见过一些雅士，对产生于弗朗德勒血腥战争的荷兰画家的杰作叹为观止，为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在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发出的祷词不胜感动。永恒的价值在他们惊讶的眼中飘游于现世的动乱之上。但时过境迁，今天的画家失去了泰然自若。即使他们本质上具备创造者所必需的心灵，我想说，一颗冷漠的心，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大家，连圣人在内，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也许是我感触最深的。每种形式的战事失败，每种特色，隐喻也罢，祈祷也罢，被钢铁粉碎也罢，都使永恒损失一部分。我既然意识到不能与我的时间分离，便决定与时间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对个体那么重视，只因我觉得个体微不足道和备受凌辱。我知道不存在胜利的事业，于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失败的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同等对待失败和暂时的胜利。对自感与人世命运同舟共济的人来说，文明的一次次冲击是有些令人焦虑的。我把这种焦虑当做我自己的焦虑，同时也想赌一把。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历史，因为我喜欢事事确实可靠。我至少对历史有把握，如何否定得了负荷于我的力量？
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这叫人成为一个男子汉。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对一颗骄傲的心来说，中间抉择是没有的。要么上帝或时间，要么十字架或刀。这个世界有一种超越人世骚动的高层次意义，抑或除了人世骚动，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应当与时间共生死，抑或为一种更伟大的生ｉb?活而摆脱时间。我知道人们可以将就，可以生活在世界中，相信永恒。这叫接受。但我讨厌这个词，我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我若选择行动，别以为静观对我像一片陌生的土地。但静观确实不能把什么都给我，而我失去永恒时，就想与时间结盟了。我不愿把怀念与辛酸记在我的账上一了百了，我只想看个清楚。我对你们这么说吧，明天你们将应征入伍。对你们和对我，都是一种解放。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办得到。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把他贬压，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权利都全部给他了。
征服者们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斗争的一边。时代对此已作好准备，我说过了。迄今为止，征服者的伟大还是地缘性的，是以征服的领土大小来衡量的。征服一词改变了含义，不再指凯旋将军了，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伟大改变了营垒，置身于抗议和无前途之牺牲的行列了。倒不是喜欢失败。胜利还会受人企盼。但只有一种胜利，那就是永恒的胜利，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胜利。这就是我磕磕碰碰和死抓不放的地方。一次革命总是以对抗诸神而告成，而始于普罗米修斯的革命：普氏在现代征服者中独占鳌头。这是人对抗其命运的诉求。穷人的诉求只是借端而已。但我只能在人的历史行为中抓住这个精神，惟其如此，我与其会合。别以为我老于此道：面对本质矛盾，我支持我的人性矛盾。我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
是的，人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假如他想成为什么，也是在人生中进行。现在我毕竟明白了，征服者有时谈论战胜和克服，但他们想说的意义总是“克服自我”。你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凡是人总会有时候自感与神并驾齐驱。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吧。然而，这来自人在一闪念之间，感到人的精神伟大得令人不胜惊讶。征服者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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