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刚才足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这些人,多半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发起议论来则海阔天空、头头是道,真正让他们做起实事来却又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讲起别人来求全责备、刻薄挖苦,但自己立身处世,更加卑鄙。当年文正公和九帅就最讨厌这样的人。你们听说过李元度吗?”
徐时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葆庚摘去头上的黑呢瓜皮帽,抓了抓光秃秃的头顶。“好像也是中兴时期的一个有点名气的将领。”
“什么名气?打败仗的名气罢了。”王定安有过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经历,这是一段他引以自傲和傲人的历史。过去曾国荃做巡抚时,太原城里除开一个九帅外,他并不把包括两司在内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待到卫荣光来做巡抚时,他是连一人之下的感觉都没有了。葆庚虽是藩司,王定安一向对他不大尊重,反驳他的话是常事。“这李元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说大话,写文章,是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真正打起仗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他在文正公面前许下重诺,要守住徽州府。但没几天,把座徽州府给丢了,还临阵脱逃,二十多天后才到祁门去见文正公。文正公气得要杀掉他,李少荃他们拼命担保,才没丢脑袋。后来他想投奔我们九帅,九帅硬是不要。”
王定安讲起这段掌故来,精神焕发。其实,说张之洞是完全用不着把李元度拉来作靶子的,王定安之所以要扯得这么远,无非在葆庚、徐时霖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那段光荣历史罢了。果然,三十多岁的县令徐时霖立即被镇住了,五十多岁的布政使葆庚也感到在他面前突然矮了一截似的。
徐时霖以请教的口吻问:“照您刚才的意思,张之洞就是李元度那样的人了?”
“我看差不多。”王定安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说,“甚至还会比李元度不如。”
葆庚问:“这话怎讲?”
“李元度从没有上奏章弹劾过人。他人缘好,出事后,祁门两江总督幕府的人几乎都出来保他。像李少荃那样的人,是通常不大说别人好话的,居然宁愿辞职也不肯起草罢免李元度的奏稿。张香涛过去做清流派,得罪的人很多,大家都盯着他,巴不得他倒楣。一旦出事,除了他的清流朋友外,哪个有实力的人肯替他说话?”
葆庚摸着油光光的下巴说:“鼎丞说得有道理。依我看,说不定放他到山西来做巡抚,便是有人设好的一个圈套。恨他的人,在京师拿不到他的把柄,就放他到山西来,知道他这个人好大喜功,必定会争出风头,到他栽跟头时,就好降服他了。”
葆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拿起他放在桌上的瓜皮帽,仔细看了看,轻轻地对着它吹了一口气,然后伸了一下懒腰,慢悠悠地说:“可惜呀,张香涛还蒙在鼓里,做他的好梦哩!”
听了葆庚这句话,又加之个把月过去了,并未见张之洞对他采取什么举措,徐时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小客厅里的炭火烧得很旺,他将身上棉长袍解开,轻松地笑着说:“看来我是过虑了,我们过去做的事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王定安打了一个呵欠,以一种老谋深算的口气说:“据说张香涛脾气倔、胆子大,太后对他圣眷颇隆,还是防着点好。”
葆庚点点头说:“怎么防着?你出点主意。”
王定安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说:“葆翁,我实在熬不住了。你这里有福寿膏吗?”
福寿膏是烟客对鸦片的昵称。说了个把时辰的话了,王定安这个大烟鬼支撑不住了。葆庚的烟瘾也发作了。他站起来说:“我这里有刚买来的真正的公班土,跟我到烟室里去吧。”
清廷对鸦片烟时禁时弛,但明文上对官吏吸鸦片还是一贯禁止的。葆庚的烟室造得很隐密。他将徐姨太宽大的卧室隔成两个部分。前部分放一张终年挂着蚊帐的深红色雕花大床,以及徐氏的梳妆台、衣柜等物件,后部分则是他的烟室。里面有一张宽大的烟床,床上垫着厚厚的棉被,上面铺着一床特制的新疆毛毯,豪华气派,松软舒坦。烟床上摆着一个矮矮的梨木镶贝烟几,上面放着精致的烟枪、烟灯等一应用品。这前后两部分中问用一道薄砖墙隔开,雕花大床放在墙边,将大半个墙给遮住了。剩下的小半边墙只开一道门,门前放着一座西洋进口的大玻璃穿衣镜,刚好把门严严实实地挡住。姨太太的卧房,除开两个贴身丫环外,谁也不能进去。即使偶尔闯进去了,也看不出半点破绽。葆庚便在这个烟室里,每天由徐氏或徐氏的丫环服侍着,抽它一两次大烟,过一个钟头如仙如佛的瘾。这段时期徐氏回家坐月子去了,卧房里空着,葆庚便带着王定安、徐时霖穿过徐氏的卧室,绕过穿衣镜,来到神仙窟。
“葆翁,你真会享福。”王定安看着布置得奢侈耀眼的烟室,情不自已地发出感慨,“与你相比,我那抽烟的地方简直就是农家的灶房了。”
听了这句赞美的话,葆庚心里很高兴,说:“你没见过京师王府里的烟室哩,若跟他们比起来;我这又是灶房了。”
徐时霖更是对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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