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的遗物，还拿这块木炭给农夫农妇们在雪白的衬衫和面纱上大画其十字，保证他们一年之内不会遇到火灾，于是他骗到了比平时更多的捐献。这故事写得活泼、诙谐，不避琐细、不避粗俗，给人以一种亲切感，特别富于民间故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作者现身说法，让“圣物”连同它的“奇迹”，在人们眼里变成了不值一钱、不值一笑的烂东西。
有的故事揭露了令人发指的教会黑幕：修道院院长为了要奸淫教民的妻子，把丈夫禁锢在教堂的地窖里，却让他以为自己已经故世，成了亡灵，正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受罪，后来那女的怀孕了，又把丈夫放回“人世”，去充当孩子的爸爸，还宣称多亏院长替他向天主祷告。他的“复活”，村人们以为是奇迹降临了，因此大大地提高了院长的圣誉（第三天故事第八）。
还值得一提的是“天使出丑”（第四天故事第二）。一个为非作歹的坏蛋，摇身一变，披上一件法衣，居然成了亚尔贝托神父。“本来是只吃羊的狼、现在竟变成了牧羊人”，而且声誉日增。他编造一套神话，把一个头脑简单的妇女骗上了手，使她还以为是蒙受加百列天侠的垂爱，不胜光荣之至。但是这个披着天使外衣的神父的奸计终于败露，他被当作一头畜生牵到威尼斯广场去示众，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题材类似的一组故事中，要算这一篇最叫人拍手称快了。
全书的第三个故事“三个戒指”，显示了作者的宽广的精神视野。他把批判的锋芒转到了另一方面（就象开辟了另一个战区）。为了更好地理解故事的深意，我们不妨翻过几页，先读一下“裁判官的故事”（第一天故事第六）：
有人在酒店里多喝了几盅酒，一时高兴，随口说道：他正在喝的美酒，就连耶稣都可以喝得。这话传到异教裁判所的裁判官的其朵里，立刻成了非同小可的事件。所谓“异教裁判所”就是天主教会暗中监视人民一言一行，实行思想统治的特务机构。在故事中，那担任裁判官的神父，“不光是管着人们信主不信主，就连人们有钱没钱。他都要管到”；现在这神父打听到说那句戏言的人，又有田地，又有金银。这样好的机会岂能放过，就下一道紧急命令。以严重的罪名把他逮捕了。他污蔑基督是一个大酒徒，这还了得，足够构成把他送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的罪名了。后来那人托人疏通，还“献上一大块‘脂膏’，让神父涂在眼上，也好医治修士见钱眼红的毛病”。这样，才算得到从轻发落，拘留几天后被释放了。
这个故事讽刺了裁判官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只是着墨不多，就象作者自己所说的：“象蚊子那样叮人一口”罢了。但是试想，随口一句戏言，竟可以无限上纲，和洪水猛兽般的异端邪说联系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里不是可以嗅出一股可怕的血腥味儿来吗？再说，在酒店里的一句话，立即传到裁判官的耳朵里，异教裁判所难道是天主教会蓄养的一头反革命嗅觉特别灵的猎狗吗？
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在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下，没有思想自由，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被宣判为异端邪说，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历史上的异教裁判所，罪恶累累，令人发指，岂仅是象流氓般敲诈勒索而已。这本是很值得一写的创作题材，但是在天主教会还是气焰万丈的当时，这样的题材又有它特殊的敏感性。卜伽丘下笔之际，恐怕很费踌躇，不能不有所顾虑。
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戒指”的故事和绝大多数故事不一样，它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当时当地的佛罗伦萨，不是在意大利，也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古时代的非洲；这是说，尽可能在表面上和作者当前的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开一些，好逃避天主教会的鹰犬们的耳目。
作者让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讲一个故事：一位父亲，为了不厚此薄彼，把三个一摸一样，不辨真伪的戒指交给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祖传的，是族长的权威的象征，其余两个是仿造的。但是谁还能说得明白，他拿到的是真正祖传的戒指呢？结论是：
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也跟这情形一样。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呢。他们全部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戒律。这问题之难于解决，就象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叫人无从下个判断。
这一段话放在故事中间，无非表明犹太人的回答十分得体，无所偏倚，不落把柄，因此他用以逃脱了苏丹设下的圈套。这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好例子，呼应着故事的开场白，所谓聪明人“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渡过险境”。但是结合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那么可以说，作者在这里转弯抹角地呼吁宗教上的宽容。如果无所谓“正宗”，自然也就不存在“异端”，思想统治，政治迫害，也就失去了神学上的根据。因此实际上，作者在这里隐隐地为思想自由的权利而呼吁。
就批判精神而言，这个海外故事和《十日谈》其他篇幅其实是相呼应的；但是就题材的特殊性而言，则全书一百个故事中，仅此一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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