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但是不给天主教会一点光彩，还它漆黑一团的真面目，把天主教的值得存在的理由，仅仅说成在于它本该象一个被蛀空了的大厦那样倒下去，却终于还支撑在那里，这对于天主教会岂不有着极大的讽刺意味？卜伽丘大大发扬了他的前辈但丁对教会的批判精神。
这篇故事带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就象楔子（十个青年男女的聚会）在艺术结构上成为全书的一个框架，这第一天故事第二，可说在主题思想上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十日谈》中许多批判性的故事，又可说通过无数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对于“杨诺劝教”这故事所勾勒的轮廓，进一步地、多方面地赋予血肉，充实内容；或者是冷嘲热讽，或者是嬉笑怒骂——一句话，在卜伽丘的犀利的笔锋下，“神圣的”封建教会显现了它的原形！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
这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里，罗马天主教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国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的最顽强的精神支柱，它给封建宗法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光彩。它的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异教裁判所，遍布在每个封建庄园，每个新兴的城镇——可以说，庞大的天主教会组织就是一面编织得密密层层的大蜘蛛网，几乎挂满在西欧的每一块土地上，它的势力伸入到每个偏僻的角落，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外，它的职能就是对广大的人民实行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精神统治。因此情况必然是：“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我们也正是首先从这个意义上，对《十日谈》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给予它历史上的应有评价。
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也的确产生了一系列多才多艺的巨人（包括卜伽丘在内）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天主教会来说，为了维护、加强它的罪恶统治，这却是一个需要“圣徒”、需要神的“奇迹”的时代。果然，在当时被蒙蔽的愚夫愚妇中间，所谓“圣徒”、所谓“奇迹”，大量地涌现，在《十日谈》里就提到：“一年到头，就没有一天不是供奉着一位圣徒，甚至是好几位圣徒。”天主教会的存在离不开它的特殊需要：迷惑和蒙骗，因此“布置下无数陷阱和圈套”，好象张网的渔夫那样要把众生“一网打尽”。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里，全书第一个故事“歹徒升天”所显示的反蒙昧主义精神，就显得特别可贵了。
一个生前无恶不作的坏蛋，死后，按照基督教义，理应下地狱去了，却被教会奉为“圣者”，为他的落葬举行隆重的仪式，沿途唱着圣歌，哄动了全城。后来他的圣名越传越广，男女老少对于他的敬仰与日俱增，逢到患难，都赶到教堂向他的神像祈求。果然，“天空假着他的手，显示了好多奇迹”。
这个故事的可笑之处，在于一向愚弄人民的天主教会这一回却反而被一个毫无宗教顾忌的坏蛋愚弄了。故事的深刻性也正是在这里：教会捧出选择个偶像来——不管他生前是“圣徒”也罢，歹徒也罢，对于它，反正是一回事，只要归根结蒂，能达到这一个目的：欺骗广大的人民，能在群众中间煽动起一阵狂热的迷信活动，这就够了。
天主教会和蒙昧主义是相依为命的。它宣扬的永恒原则是：“上帝支配人的理性”。只有使人们陷于浑浑噩噩，头脑发热，丧失辨别、思考的能力，把教会所编造的一整套谎话句句都当作真理般信仰着，它才能以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任意作威作福。卜伽丘却在这里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历谓“奇迹”、所谓“圣徒”那一套，其实彻头彻尾是一个大骗局，是一场可笑的闹剧——可不是，天主教会一再煽动起宗教狂热，这“歹徒升天”不过是无数次中特别荒谬可笑的一次罢了。
卜伽丘在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故事里对封建教会的蒙昧主义继续进行批判。多数寓讥刺于笑谑，作为社会趣闻、社会话剧来谈，但是发人深思，“瘸子求医”的故事（第二天故事第一）一开始就是闹哄哄的场面，只见全城的人都在忙着把那些跛脚的、疯瘫的、瞎眼的，以至各种各样畸形残废的人都找了来，涌向教堂，他们热切地期待着奇迹的降临；原来据说有一位“圣徒”升天去了，只消碰一碰他的圣体，就会百病消除。人人都在热切地盼望着奇迹降临，谁知来了三个卖艺的小丑，说是瘸子求医，于是假戏真做，还居然惟妙惟肖，存心让人上个大当。这可犯了众怒，那个“瘸子”为此挨了一顿好揍，还险些儿送了老命。在人人都成了愚夫愚妇，都迷信奇迹的时候，开这么一个玩笑，需要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精神。同样，写这么一个故事，把这宗教狂热还原为一场荒谬可笑的活剧，清楚地摊开到人们的眼前来，恐怕同样是众怒难犯的事，同样需要拿出些勇气来吧。卜伽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焦炭变圣物”（第六天故事第十）讲的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修道士临时编一套胡话，把一块焦炭说成当年受火刑的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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