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披星戴月地在外面疯跑。蒋颂平时常带我去郊外的野河里游泳——我们只消沿着东街的丁字路口往南走，绕过一家煤球厂和一座荒草丛生的明代团城，穿过一条铁路桥的桥洞，就来到了野外的河边。游完泳，我们就躺在农民的西瓜地里，吃饱了西瓜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后，肚子饿了，还可以再吃。
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也会到许大马棒的修理铺去逛逛。那时的店铺里，新来了一位修理工，占据了父亲原先的那个工作台。许大马棒的铺子，营业范围有所扩大，也开始修理录音机或黑白电视机一类的玩意儿。许大马棒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他可不愿意费事去搭什么防震棚！什么二号病啦，什么美苏核战争啊，什么毁灭性的地震啊，统统不在话下。他的观点与母亲如出一辙。他说：“人固有一死。别人能死，我也能死；别人不死，我也不妨一死……”
在地震闹得人人自危的那些日子里，居委会的大妈大婶成天拿着个铁皮喇叭，戴着红袖章，在胡同里来回巡逻，告诫居民们晚上睡觉时千万不能脱袜子。许大马棒也许是整个椿树街上唯一一个气定神闲的人了吧。可蒋颂平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许大马棒是在吹牛。他对我说：“你糊涂啊！人哪有不怕死的？你看，许大马棒好像不把地震当回事，一副不怕死的样子。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工作台的角落里，有个弹簧，弹簧上还倒竖着一只空的汽水瓶。那是他自己研制的简易地震测报器。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整个椿树街上，许大马棒就是第一个知道的人。你要不信，我们就来做个试验。”
说罢，蒋颂平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弹弓，隔着窗户，把粉红色的轮胎皮拉得长长的，随后，手一松，只听哨的一声，被击落的汽水瓶掉在地上，立刻摔得粉碎。
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着收音机的许大马棒，像是触了电似的，不由得就是一哆嗦。他茫然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他弯下腰去，瞅了瞅地上的碎玻璃，随即摘下老花镜，往桌上一扔，像中了邪似的，在屋里拍着屁股，跳着脚大叫起来：“地震、地震！乾贵，白菜帮子，快！你们俩，快跑！不好啦，地震啦……”
蒋颂平嘿嘿地笑了两声，拉着我，一猫腰，躲在了窗户底下，压低了声音，讥讽道：“你妈屄！老东西！地震了，你倒是赶紧往外跑啊，在屋子里跳什么跳？”
许大马棒不怕死的神话，当然是不攻自破。可我没笑。不知怎么，我觉得颂平的玩笑也有点太过残酷了。我是一个喜欢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我有点为许大马棒感到难过。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
地震风波还没有最后平息，我们的生活就已经被悄然改变。突然有一天，蒋颂平不再上门。他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问母亲，她就板起脸来，对我吼道：“你问他做什么！这种人，以后少跟他来往。就当他死了。早死早投胎！”
我又去问姐姐，姐姐的眼睛红红的，茫然若失，半天才哭着对我说：“请你以后别再跟我提他，好不好？”
我说过，我是一个不爱寻根究底的人，也就没再去为难她们。在蒋颂平和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心里又多了块石头。每次我在街上遇见他，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劲儿。他要么是人影一闪，躲入街边的树林，要么就是假装没有看见我，贴着胡同的墙根，远远地一走了之。有好几次，我都想截住他，把事情问个明白。最终，还是克制住了心头的蠢蠢欲动。因为，假如单方面与他和好，我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和姐姐。为了不让他感到太尴尬，我也开始主动对他视而不见。
时间一长，我就把这个人渐渐忘在了脑后。
那年十月末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中，一进门就撞进了姐姐的房间，彼此都吓了一跳。我看见她正坐在床沿上，在一个搪瓷盆里数着石榴籽儿。姐姐先是本能地用手捂住搪瓷盆，随后，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把瓷盆往外一推，低低的骂了句：“他妈的，骗子！整个一骗子！”然后，她丢下我，板着脸，把辫子往后一甩，气呼呼地起身走了。
大概也是闷极无聊吧，姐姐走后，我把那搪瓷盆里的石榴籽一连数了两遍，每次都是六百七十一颗。比蒋颂平所吹嘘的六百六十五那个恒定数，多出了六颗。
我和蒋颂平恢复正常的交往，要等到四年后的一九八。年。那时，他经过补习，考取了北京邮电学院。而我，则在一年前，从高中毕了业，到红都服装店学做裁缝去了。蒋颂平家里大概果真没什么人了，考取大学后，由他姑姑出面，在台基厂的松鹤楼，摆了几桌酒席谢师。那天下班后，我在骑车回家的路上，在大栅栏遇见了他。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话说，蒋颂平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台基厂一起喝一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