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如何拒绝，也就答应了。
由于那天没带什么庆贺之礼，事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许大马棒的铺子里，替他装了一台短波收音机。许大马棒那时已经中了风，瘫在一张烂沙发上。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善意地提醒我：用短波收音机来收听邓丽君和“美国之音”，都是违法的。
蒋颂平后来告诉我，他收到我替他装的那台收音机后，一次都没听过，就把它扔到了学校附近的一条臭水沟里。一看到这台收音机，当年在防震棚里发生的那个噩梦，就会死死缠住他。他说，要想彻底忘掉那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发了疯。这么多年来，为了这件事，他已经耗尽了身体的元气。他让我不要介意——除了扔掉那台收音机，他没什么别的办法。看来，当年所发生的那件蹊跷事，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这件事不仅压在他心里，也无时无刻不横亘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每当他投来探寻的目光，那件事情的阴影，就会一下子罩住我们。
蒋颂平在邮电学院，学的是电讯专业。为了让颂平不至于因为跟我交往而感到丢脸，我还瞒着他和家里人，偷偷地在右安门的红旗夜大报了名。红旗夜大没有电讯专业，我就随便选了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多门课程中，只有《大学语文》勉强学得下去，坚持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放弃了。
颂平上大三那年，得了肝炎，被学校隔离在地坛医院的传染病房里。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看他。在光线阴暗的走廊里，陪他坐上整整一个下午。有一天，我在临走之前，终于鼓起勇气，对他说出了多年来盘桓在心头的一番肺腑之言：“不论当年你与我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论这件事如何的卑劣，甚至肮脏，我都会完全、彻底地原谅你。事情既然早已过去，就请你把它忘了吧！就当它，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好不好？”
蒋颂平大概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触碰到他心中的隐痛。他因肝炎和过度的恐惧而显得蜡黄蜡黄的那张脸，忽然间竟漾漾地泛出了些许潮红。他愣愣地望着我，好半天目瞪口呆。最后，他忽然站起身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肥厚的嘴唇抖个不停，眼睛里噙着泪水，对我说：“兄弟呀，你原谅我，有他娘的什么用？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啊！”
这一天晚上，在姐姐家吃饺子，我和常保国都喝得醉醺醺的。姐姐那张长满小肉球和褐斑的脸，被时间消磨、毁损、侮辱，没有了任何的活气，但它仍有足够的力量，禁锢住一段阳光缤纷的岁月，紧紧地锁住一个青春的秘密。
姐夫不断地向我劝酒，不时毫无必要地按一按我的肩膀。他的热情，多少有点让我受宠若惊。他说，若不是一年前他在昌平轧死了人，赔了一大笔钱，欠下一屁股债，若不是车祸导致了他的跛足，且再也无法找到新的工作，绝不会出此下策，让我搬家。他还说出了一句让我略感震惊的名言：“他妈的，这个社会，逼得亲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
就在这个当口，我忽然想起几天前蒋颂平跟我说的那番话来。我明知道这个念头很无聊，还是偷偷地朝桌子底下溜了一眼。姐夫今天脚上穿着的，是一双破旧的旅游鞋。
酒酣耳热之际，为了对姐夫的热情和坦诚有所表示，我心头一激动，就向他发誓赌咒，我会尽快、立刻、马上就搬家。我一边说着这些话，心里一边深深地感到懊悔——好像我搬离了那个北墙漏风的房子，还真有地方落脚似的。我根本没想到，如今，就连蒋颂平服装厂的厂房，也已指望不上了。
姐姐不时地插话，让我多少有些不快。
她反复规劝我跟她单位的那个大舌头同事见面。说什么，假如我这辈子不结婚，不能成家，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这个社会上漂着，别说对不起母亲的临终交代，就是死去多年的父亲九泉有知，也不会瞑目的。说着说着，又跟泪鼻涕地哭了起来。
我在半醉状态下答应了去相亲。时间就定在下一周的星期六。我一答应她，心头陡然就蹿出一股毒焰来，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憎恶。
为了尽快醉倒，我暗暗加快了喝酒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