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心刚，相比之下，也要略逊一筹。
迄今为止，这段《打败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学会的京剧唱腔。
同志们一番辩论心明亮，识破敌人鬼心肠。
美帝野心实狂妄，梦想世界逞霸强。
失败时，它笑里藏刀把“和平”讲，一旦间，缓过劲来张牙舞爪又发疯狂。
……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听着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亲还在，如果他也能听见这段唱，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修收音机，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哭了起来。一阵凉风吹到我脸上，我心里忽然一松，那么多天来堵住我嗓子眼、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忽然不见了。
我终于接受了父亲离去这一事实。
许大马棒为我的收音机特地缝制了一个黑皮套。母亲在傍晚时找到我的时候，我听见许大马棒对母亲笑道：“这孩子，是块好料，比连昆（我父亲）强啊。”
“那将来，就让他跟你当徒弟吧。”母亲说。
“别呀，”许大马棒把收音机装入皮套，按上搭扣，郑重其事地交到我手中，笑道，“他要人了这一行，哪还有我们的饭吃？”
听他这一说，母亲就更高兴了。她拽着我的手，踩着吱吱作响的冻雪，沿着空荡荡的胡同往家走。我抱在怀里的那台收音机，一路上都在唱着《老房东查铺》。到了胡同口，忽然看见蒋颂平手里拿着一只陀螺，在黑暗中张着嘴，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他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眼睛睁得很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他那惊骇和羞涩的眼神。
第二天，他果断地将那些成天在一起厮混的女孩子撇在了一边，从此紧紧地撵上了我。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他缠着我借收音机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八月，关于地震的谣传，开始在胡同的各个角落里酝酿并发酵。七·二八唐山大地震之后，一机部家属大院的锅炉房烟筒被震歪，它那摇摇欲坠的样子，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无疑也迅速放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很快，大院里搭起了防震棚，椿树街的居民随即开始仿效。理发店边的树林里，街西护城河边的空地上，简陋的防震棚，一座接着一座地繁殖。还有人用麻绳和床单在树林里搭了吊床。
恐慌在静静地蔓延。
七八月份的北京，是雨水最多的时节。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在八月中旬的暴风雨之夜。那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趁着天黑，去护城河边偷偷地为父亲烧纸。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深夜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可当我们走到向阳照相馆的边上，却突然发现，铺着碎砖的街心，居然搁着一张孤零零的行军床。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身上严严实实地裹着塑料布，手里还抱着一把雨伞，在大雨中呼呼大睡。母亲笑着指给我们看，感叹世界上还有这么怕死的人。崔梨花这时终于不失时机地接过话头，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您还别说，我觉得吧，弟弟好像，也有点怕……”
母亲不断地安慰我们，就算是地震把我们家的那几间破房子震塌了，屋顶上的那几片烂瓦，是砸不死人的。再说了，就算地震是毁灭性的，全北京都震塌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当官的，有钱的，都能死，我们这样的穷人本来命就不值钱，死就死吧。听她这么说，我和姐姐立刻就惊恐地意识到，她的这种想法根本不合逻辑，也很愚蠢。我们一致决定，对她消极悲观的糊涂思想，进行一番死缠烂打的哭闹。后来，母亲被我们逼得没办法，就请人在院里搭了一个小棚子，用砖头垒了一张床铺，让我和姐姐睡在里面。可她自己呢，坚持睡在老屋里等死。
那时，我和蒋颂平已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了。他们家住在一幢五层楼的公寓房里，房子一倒，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在我们家的防震棚中借宿。母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蒋颂平虽说平常形单影只，一副不遭人待见的可怜样儿，待人接物却是八面玲珑，能说会道。他整天在胡同里东游西串，见多识广，也很招人喜欢。他不仅知道安东尼奥尼以拍电影为幌子，乔装打扮，混入我国境内，伺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且还知道每个石榴里的石榴籽儿是恒定不变的，不管你怎么数，都是六百六十五颗。
蒋颂平和我们同吃同住的那些日子，母亲还时常和他开玩笑，要他干脆就呆在我们家，给她当儿子得了。
还有一句话，母亲时不时挂在嘴边：“这孩子，太聪明了。要是有一天，资本主义果真复了辟，唉，你们姐弟俩恐怕只有替他打工的份儿。”
我们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天底下发生什么事，资本主义是不会复辟的。
我一直不知道蒋颂平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在地震将临的生死关头，他的父母和家人依然没有露面。问母亲，她也不肯说。最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很惨。
在恐惧被无限放大的同时，闹地震的那段日子，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学校放了假，我们无所事事，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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