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一个都不认得。
人的记忆，确实有点不太可靠。我明明记得这个胡同，曾经是那么宽，那么长，仿佛到处都是树木的浓荫，满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这般杂乱和逼仄。小时候，胡同东面的丁字路口，长年都有小贩在那儿摆摊。夏天是摇着扇子、戴着草帽、叠着好几层肚皮的大爷，照看那一堆碧绿的西瓜。冬天，占据那个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东人，或是卖冰糖葫芦和棉花糖的小贩。
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我并不喜欢怀旧，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伤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曾被称作“家”吧。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桠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
我们家在胡同的东头，蒋颂平住在街西。我们两家之间，隔着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机部的家属大院。那座精致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尔也可以看到门口的石狮子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树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时也会亮起一片迷蒙的灯光，通宵达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当初住在里面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时常看见幼年的蒋颂平，踢着一只脏兮兮的猪尿脬，或者滚着一个铛铛作响的小铁环，从街西一路走过来，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们家的位置，恰好处在他神秘而孤独的旅程的折返点。有时候，蒋颂平手里，既无尿脬，也无铁环和弹弓，而是用一枚枣核划着墙，在那些布满“我日”和“打倒”字样的灰泥墙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枣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变成一张人脸。
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每当他走过我们家门口，母亲总是要多管闲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张望，并感慨一句：蒋二麻子家的这根独苗，大概是她所见过的最孤独的孩子了。“蒋二麻子”是谁，他们家大人是干什么的，我从未听人说起，更未见过面，仿佛他们压根儿就从未存在过。后来，颂平渐渐就和我姐姐混熟了，并很快加入了女孩子们的游戏。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样样精通。蒋颂平自甘堕落地在女孩儿堆里混，大概是那个年代过于寂寞了吧。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游戏。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珑剔透，将它浸泡在红墨水中染色。她还偷偷地用珍贵的绿豆缝制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亲多少巴掌。我从未玩过这种游戏，也不大知道它的规则，但我似乎听说，要玩这个游戏，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个年月，要弄到这些东西并不容易。而蒋颂平有一个魔术师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里一定会有。当他把一枚枚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乎乎的油腻之物递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献殷勤的时候，姐姐总是对他哈哈大笑：“蒋颂平，莫非，你爸妈是开羊肉店的？”
父亲发心脏病猝死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干活的那家无线电修理店。在父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工作台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店里另外两个修理工，只当看不见我。他们既不和我说话，也不关心我干什么。甚至就连父亲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片言只字的安慰。我的心里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怀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样地走进修理店，坐在父亲的工作台前，看着那台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和那把绿色的小改锥发愣。仿佛那是属于我的权利。
等到天渐渐地黑下来，母亲流着泪找到我，一声不响地把我从那儿领回去。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叫“许大马棒”的修理工，默默地走到我跟前，陪我坐了好半天。他一连抽了两根烟之后，神情就变得更加肃穆。他把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叹了口气，忽然对我说：“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你要是能够让你父亲留下来的这台半导体发出声音，你就可以把它带走。怎么样？”
‘那时候，我还很小，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简直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是，我开始试着摆弄起那台覆满灰尘的收音机来。许大马棒也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技艺。比如，把散乱的漆包线均匀地绕在线轴上；用小刮刀刮去电池弹簧上的铁锈；如何找到短路的线头，化开小焊点，用焊枪把线头重新接上；如何给收音机外接一组容量更大的电池；如何安装电容和电阻……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父亲的那台只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居然出声了。我至今还记得，收到的第一个节目，是宋玉庆演唱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如果说，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我曾经偷偷地崇拜过什么人的话，那就要算是宋玉庆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英武挺拔，绝不是今天的周杰伦之流可以望其项背的，就算玉芬少女时代所暗恋的大众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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