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末节的堆砌，无论有多琐碎，其基础必须稳固，结构必须坚实。
当我们这位剧作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了我所说的那些素质，可以写出让观众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尾的戏），条件对其十分有利。他学会了要简短，学会了故事快捷的重要性，学会了不要拖拖拉拉，而要坚持要点、讲述故事，学会了让人物摆脱描写的帮助，通过其言行来展示自己；因此，当他在小说许可的范围内绘就更为宏大的画面时，不仅可以得益于小说这种形式所特有的好处，而且其作为剧作家所受的训练也使他能够把小说写得生动明快、激动人心。这些都是十分优秀的素质，有些很好的小说家却并不具备（不管他们有其他什么优点）。我决不认为菲尔丁花在戏剧创作上的那几年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我觉得他从中获取的经验对他后来的小说创作非常重要。
1734年，菲尔丁娶了夏洛特·克莱多克。她的母亲是一位有着两个女儿的寡妇，住在索尔兹伯里。关于此人，除了她的美貌迷人，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克莱多克太太是个老于世故、颇有主见的女人，她显然不赞成菲尔丁对自己女儿的美意。这也不能怪她，因为菲尔丁的生计极不稳定，他跟戏剧界的关系也很难让一位谨慎的母亲产生多少信心；不管怎样，这对恋人私奔了，虽然克莱多克太太紧追不舍，“她还是没有及时赶上并阻止他俩结婚”。菲尔丁将夏洛特塑造成了《汤姆·琼斯》中的索菲娅，以及《阿米莉亚》中的阿米莉亚，因此，这两本书的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她在自己的爱人与丈夫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克莱多克太太于一年后去世，留给夏洛特一千五百英镑。这笔钱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菲尔丁年初创作的一出戏遭到惨败，他正缺钱用。一直以来，他习惯时常到母亲住过的小宅里居住，如今则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前去。随后的九个月里，他极为慷慨地款待朋友，纵情于乡间的各种活动，等他带着夏洛特余下的遗产（可以料想）一回伦敦，就把小剧场带到了草市，随后在那里创作了其最好（他们说的）、最成功的剧作——《巴斯昆：时代的讽刺》。
当许可证法成为正式法律之后，菲尔丁的戏剧生涯也随之结束，此时的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难得的一点钱维持生活，非得找点谋生手段才行。此时的菲尔丁三十一岁，进入中殿律师学院，尽管（根据阿瑟·墨菲的说法）“他早期钟情的品味偶尔会复归，同其精神与活力结合在一起，令他恣意享受城市生活”，但他工作很努力，并适时获准成为律师。他准备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职业，可他似乎没几个当事人；律师们很可能不怎么信得过这样一位仅仅以撰写轻喜剧和政治讽刺作品而出名的人。而且在担任律师的三年里，他也开始屡受痛风之苦，导致无法定期出庭。为了赚钱，他不得不为报纸出苦力，同时抽时间撰写自己的首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两年后，太太去世，她的死令他悲痛不安。路易莎·斯图亚特写道：“他全心全意地爱着她，对此她也倾情回报，可生活并不开心，因为他们几乎总是穷得可怜，很少过上安稳日子。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如何的不节俭：但凡有几十先令弄到手，他一定会白白挥霍掉，根本不考虑明天怎么过。他们有时候住的是体面舒适的寓所，有时候则是破破烂烂的阁楼，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更不必说他偶尔栖居的负债人拘留所和藏身之地了。他那开朗乐观的精神帮他渡过这些难关，可与此同时，烦恼与焦虑却在折磨妻子那颗脆弱的内心，损害她的体质。她日渐衰弱，高烧不退，死在了他的怀里。”这一记载非常真实，而且在菲尔丁的《阿米莉亚》中得到了部分的证实。我们知道，小说家习惯将自身的任何细微经历都利用起来，在菲尔丁塑造比利·布斯的时候，他刻画的不光是自己（同时把妻子刻画成阿米莉亚），而且还利用了婚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妻子去世四年之后，他娶了她的女仆玛丽·丹尼尔。此时的玛丽已经怀胎三个月。这件事令朋友们大为震惊，从夏洛特死后就一直同他一起住的妹妹也离开了。他的表姐玛丽·沃尔雷蒙塔古夫人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因为他居然“对自己的烧饭女仆感到欢欣不已”。玛丽·丹尼尔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却是个很好的人，菲尔丁提起她来总是满怀深情、充满尊敬。她是一个很有分寸的女人，把菲尔丁照顾得很好，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她为丈夫生了两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在菲尔丁还是一个勉强糊口的剧作家的时候，便向当时重权在握的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示好；虽然他把自己的剧作《现代丈夫》献给对方，极尽溢美之能事，可这位毫不领情的大臣似乎并不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他于是认定：投靠反对沃尔浦尔的政党会更好，随即向反对党领袖之一切斯特菲尔德爵士献言。如达顿博士所言：“他的暗示再露骨不过了，那就是他甘心用自己的智慧与幽默为反对党效劳，只要他们愿意用他就行。”最终，他们表示愿意，于是菲尔丁成为一份名为《优胜者》的报纸主编，该报的创办宗旨就是嘲笑罗伯特爵士及其内阁。沃尔浦尔于1742年倒台，经过短暂的间隔，继之以亨利·佩勒姆。菲尔丁所服务的政党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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