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句公道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负起了他们肩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不是蒋公，中国大概在38年就投降了日本，战后铁定是战败国中的一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是想都不用想的了。但是同时，老蒋也为其抗战后期的短视付出了代价：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的做法，使得他的军队缺乏在火线上与手中刚刚装备的美式军械磨合的机会，使得后起的军事将领缺乏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如孙立人和廖耀湘等，并且，大部分精锐部队龟缩在西南边陲，在抗战结束之后的与中共的对峙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战略姿态。因此，如果说老蒋最后丢失了大陆，除了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军队在抗战后期的不思进取和萎靡不振，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是抗日战争的最大赢家，本来是被人满世界追打的穷叫花子，突然之间与庄家平起平坐，有资格议论“今天下英雄，惟老蒋与老毛耳”了！即使时光倒转，中共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后悔，大概还是会按原来走过的路子再来一遍。但是，从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回去，中共确实是自私了一些。甭管日军打的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他们可都是中国人民，你多藏一些私，百姓就要多遭一分的罪。
呵呵，有时候看国共两党的征战史，很像当年的刘邦与项羽，刘邦胜在不以一时长短为计较，宁可背负小人的名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借形势而得天下；项羽败在拘泥于眼前的定势，讲究贵族的诚信原则，四平八稳，堂堂正正，最后亥下一战而倾覆。
老蒋，孔孟的书读得稍微多了些，对上帝的礼拜做的稍微勤了些，还是不够坏啊。
作品相关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份电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1]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4]烽火之侧，而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5]，取青济[6]，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
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穑[7]彭德怀
贺龙叶剑英任弼时*
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
注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1]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见本卷第371页注[10]、注[13]。
[2]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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