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贴金说，这是小个子陈诚的神来之笔：在淞沪地区主动挑动战斗，把日军的注意力从华北引向华东，把日军的进攻轴向由北向南变成为东向西，利用江南的水网地形迟滞日军的进攻步伐，不然，日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马平川，拿下武汉，切断中国东西联络，那国民政府就难以撤退到西南大后方从事后来的抵抗了。
呵呵，其实，日军在中国的军事冒险，是典型的“行动在理论前面”，早在“九一八”事件的时候，就是关东军中下级军官立功心切，擅自主张，挑起了军事争端。“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华北，一者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二者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刚到手的猎物，因此很希望和老蒋谈判协商停战，没有急迫的鲸吞中国的企图心。因此，老蒋为了保住武汉，把战火首先引向江南自己传统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老蒋大概是以为打上一段时间，日本就会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被迫停战，没有想到日本这头蛮牛一发威，竟然不仅要打掉上海地区的国军，而且毫不停顿地挥师挺进南京。这也是为什么南京保卫战的准备是如此仓促的原因，据说临战前国防工事的钥匙都找不到，因为老蒋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规模会演变成中日两国的面战争。
接下来的的徐州会战中，台儿庄战役终于绽放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亮点，近乎歼灭日军轻敌冒进的一个师团。这场战役中，中央军、西北军和桂系通力合作，展现了国难当头，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可贵一面。
其后，因为日军反应很快，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徐州的国军被迫四散撤退，一时间徐州往西的中原大地缺乏成建制的部队设防，老蒋万般无奈，只好炸开黄河花园口，形成了数百公里范围的黄泛区，阻止日军向华中进攻的势头。鬼子据说淹死了千余，老百姓屈死无数。***的小日本，这笔帐应该算在他们的头上。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中，国军在江西的万家岭一带，再次利用日军的轻敌冒进，合围并几乎歼了一个师团。这是八年抗战中的第二个亮点，国共内战中大名鼎鼎的张灵甫就是经此一战而成名。关于这个几乎覆亡的师团还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该师团不是主力师团，其兵员的主要来源是大阪的小商贩，被其他日军戏称为“商贩师团”，就这么一个乙级师团，在南昌战役结束后沿长江南岸向武汉的攻击过程中，居然被赋予在崇山峻岭中偏师迂回的重任，结果因为这一带的铁矿干扰，罗盘失灵而迷路，在大山里面转磨磨，终于被国军抓住机会集中了十几倍的兵力团团围定猛打。说来惭愧，激战旬日而不能歼，最后其师团长带领千余日军在外围日军的接应下，逃出生天。
1938年底，武汉会战的结果，仍然是毫无悬念，日军达成了其部的军事政治企图：肢解中国，把国民政府降格为地方政权，扶植汪伪政权，建立亲日的中国傀儡政府。
其后的几年内，日军基本上没有发动10万人规模以上的战役，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战略重点根本就不在中国战场上了。
1941年，老蒋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第一反应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中国得救了。心思马上就转移到战后中国的局势上面去了，那自然就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局面了。于是，保存实力就是首要的任务了。这一点上，老毛比老蒋聪明多了，早在37年底中日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然，老蒋也是没有办法，谁让他是中央政府呢，肩上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任，他不得不抗。
因此，二次大战开始后，已经进行四年中日战争的中国大地上，反而平静下来，基本上是，日军不进攻，国军也不进攻，双方各据其土，相安无事。后来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老兵史迪威之所以与总司令蒋介石闹到不可开交的程度，就是因为他气愤老蒋只管伸手向美国要装备，却缺乏打击日军的主动精神。
日军在随后发动了几场规模和目的都十分有限的战役，如长沙、常德、枣阳宜昌等战役，基本上是军一级数万人的规模。
国军在三次长沙战役中再次绽放了一个亮点，挫败了日军寻歼国军主力的战役企图，最后使得日军无功而返，双方回复战役前的姿态。这几次战役的总指挥薛岳后来也忍不住吹了一个大海螺，称之为“天炉战法”，嘿嘿，用军事术语说就是保持两翼战线的完整，正面做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进攻动能，最后的战场态势就是日军被国军三面包围。
日军在三次长沙战役没有占到便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日军战役目的不明确，数万人攻城略地还要寻歼国军主力，胃口太大了；二是国军的战术对头，机动防御，不做正面战场的硬顶，使得日军的火力优势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一旦日军下定决心，国军依然不能正面抵抗。44年日军为了打通东北至南洋的大陆交通线，轻松击溃中原的汤恩伯部，一鼓作气，很快轻取长沙，直下衡阳。当然，坚城之下，在方先觉的第十军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衡阳血战四十八个昼夜方才破城。此前，余万程57师的死守常德16天，也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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